奧諾麗納(8)_巴爾札克

八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為人看清楚了；我們的關係也到了上司與下屬不能更親密的程度。他對於我的前程並沒說過一句話，只是象老師與父親一般教導我：常常要我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報告；他一邊修改，一邊指出他和我的觀點有哪些地方不同，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有什麼分別。等到後來我辦的一件稿能當作他親自辦的一樣送出去時，他那種高興的表示等於我最大的報酬，而他也體會到我這種心情。這個小小的插曲，對一個表面上這麼嚴峻的人居然發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對我，用法律術語說，已經下了最後一審的判決：他捧著我的頭，親著我的額角，說道：

　　「莫裡斯，你已經不是我的同伴了，我還說不上將來你跟我究竟是什麼關係，倘若我的生活不變，也許會把你當作兒子看待！」

　　伯爵把我帶到巴黎最高級的人家，讓我坐著他的車，帶著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種機會真是太多了，因為他往往正要出發的時候，突然改變主意，叫了一輛街車走了，上哪兒去呢？……簡直是一個謎。我從人家招待我的態度上猜到伯爵對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紹的話說得多麼鄭重。他象做父親一般的體貼，非常豪爽地滿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識趣更使他時時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一月將盡的時候，我在賽裡齊伯爵夫人家賭運極壞，輸了兩千法郎，卻不願意在我經管的賬上支付。第二天我心裡想：「我是向舅舅要這兩千法郎呢，還是靠伯爵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我採取了第二個辦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對他說：

　　「昨天我手氣壞極了，心裡一火，便繼續賭下去，輸了兩千法郎。您能答應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預支嗎？」

　　「不，」他很可愛的笑了笑，「在交際場中賭錢，應當有筆賭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賭債還掉；從今天起，咱們各半負擔；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的代表，至少不能讓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聽了並不向伯爵道謝。我跟他之間，道謝的話似乎是多餘的。這點兒微妙的地方，足以說明我們的關係是什麼性質。

　　雖然如此，我們還沒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沒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來的隧道打開給我看，我也沒對他說：「您怎麼啦？有什麼痛苦呢？」他深更半夜跑在外面幹什麼？我作他秘書的坐著自備馬車回家，他卻常常雇著街車，或竟一步一步走回來！一個這樣虔誠的人難道受著什麼不正當的嗜好腐蝕，而假仁假義地瞞著人嗎？還是胸中存著某種嫉妒的心理，比奧賽羅還藏得緊，而他花盡心力想滿足那個心理嗎？還是私下養著什麼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記不起在哪個鋪子裡付了賬回來，在聖保羅教堂與市政廳之間，撞見奧克塔夫伯爵和一個老婆子講話講得那麼緊張，甚至沒看到我。

　　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種說不出的疑心；尤其因為看不見伯爵把積蓄花到哪兒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據。你們想，要我來監視主人的行動，豈不可怕？那時我知道他有六十萬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儲蓄，以他對我在金錢方面的信任而論，我不會不知情的。有時伯爵早上在花園裡散步，到處亂轉，仿佛一個人抱著淒涼抑鬱的幻想，騎在一匹神話中的飛馬上。他盡走，盡走，拼命搓著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條小路拐彎的地方撞見了，會發覺他眉飛色舞，眼睛不再象一塊青玉那樣乾枯，而變得象長春花一般有層絨毛了；我初次見到他的時候，就為了這兩種不同的眼神的強烈的對比大為驚奇的：一種是幸福的目光，一種是苦惱的目光。在那種情形之下，有兩三次他抓著我的手臂走了幾步，我滿以為他要把他的快樂傾倒在我心裡了；可是結果只問我：「啊，您找我有什麼事呢？」更多的時候，特別從我能代他辦理公事，起草報告以後，可憐的人站在一口美麗的白石水池旁邊，幾小時地看著金魚；水池在園子中央，周圍是個圓形的花壇，種著最鮮豔的花。這位政治家扯著麵包屑喂魚，居然為了這種簡單的樂趣出神了。

　　以上是這個內心的悲劇暴露的經過：他不但創痛巨深，騷動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獄篇》沒有描寫到的範圍中間，還有些慘不忍睹的快樂的表現……說到這裡，總領事又停頓了一會。

　　某星期一，德·格朗維爾院長和行政法院副院長德·賽裡齊先生在奧克塔夫伯爵家裡開會。他們三個組成一個委員會，我是委員會的秘書。由於伯爵的保舉，那時我已經是行政法院的助理審查了。當局矚咐三人小組暗中研究的政治問題，需要不少材料，當下都擺在我們藏書室內一張長桌子上。

　　德·格朗維爾和德·賽裡齊二位把初步準備工作交給奧克塔夫伯爵負責，並且決定先在佩延訥街集會，免得拿文件再帶往委員會主席德·賽裡齊家。內閣對這件事非常重視，臨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時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掙得了審查官的職位。德·格朗維爾和德·賽裡齊兩位伯爵的生活習慣跟我主人的很相象，從來不在外邊吃飯；但等到聽差叫我出去說「聖保羅和勃朗－芒托的兩位本堂神甫在客廳裡等了兩小時了」的時候，我們也想不到會議拖得這麼晚。

　　那時已經到了九點了。

　　奧克塔夫笑著和他的同僚說：「諸位，你們今天少不得要跟兩位神甫一起吃飯了；格朗維爾一向討厭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麼樣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個是我的舅舅，一個是戈德隆神甫。放心，封塔農神甫已經不在聖保羅當司鐸了……」

　　「好，咱們吃飯吧，」德·格朗維爾院長接著說，「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個真正虔誠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於是大家進了客廳。飯桌上空氣很愉快。真有學問的人，飽經世故而能說善辯的政治家，都是講故事的能手，只要他們肯講。他們要麼態度沉悶，要麼妙語橫生，而不會介於二者之間。對這種風雅的玩意兒，梅特涅①親王的本領不亞于夏爾·諾迪耶②。政治家的詼謔象鑽石一般雕琢得玲瓏剔透；每句話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時又富於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這三個優秀人物之間保持體統，便儘量發揮他的才智，那麼細膩，那麼溫厚，又象以職業關係而慣於隱藏思想的人一樣機靈。當然，那次的談話沒有一點兒無聊與庸俗的氣息，對聽眾的精神作用好比羅西尼的音樂。

　　①梅特涅（1773—1859），十九世紀初期奧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首相。

　　②諾迪耶（1780—1844），法國作家，其沙龍是當時浪漫派文學青年聚會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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