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89)_阿特伍德

八九

　　§蛋殼色的帽子

　　聖誕節來了，又走了。我儘量不去理會這個節日。然而，米拉是不會無動於衷的。她給了我一個親手做的李子布丁，加了糖蜜，還點綴著切成兩半的浸過酒的櫻桃；這些半個的櫻桃，顏色鮮紅，就像老派脫衣舞女胸脯上戴的乳頭罩。她還送給我一幅木貓畫；那只貓籠罩著光環，長著天使般的翅膀。她說，這些木貓畫在姜餅房風行一時，她覺得相當可愛，就留下了一幅。這幅有一條細細的裂縫，可肉眼幾乎看不出來，掛在我壁爐的上方一定很好看。

　　我對她說，那是個掛畫的好地方。壁爐上方有一位天使，而且還是位食肉的天使——來的正是時候！而下面的爐子則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這些位於天使和爐子中間的凡夫俗子還是要食人間煙火的。聽到這種話，可憐的米拉一定會感到困惑，就像她聽神學課感到困惑一樣。她喜歡她那個樸素的上帝——樸素而自然，就像一個蘿蔔。

　　我們一直在等待的冬天，在除夕之夜來到了——寒風呼嘯，第二天下了一場大雪。窗外，雪花紛飛，一陣陣落下，仿佛兒童劇的最後一幕裡老天在倒洗衣粉一樣。我打開電視的氣象頻道，瞭解一下全面的情況：道路封了，汽車埋在了雪裡，電力供應斷了，商業活動也停止了。身穿厚棉衣的工人步履蹣跚，好像在雪地裡玩耍的衣著臃腫的大孩子。電視節目主持人卻始終保持著樂觀和自信的態度，把這些事委婉地稱為「現狀」，正如他們報道每次災難性事件時的說法一樣。他們就像自由自在的遊吟詩人，或是露天遊樂場的吉卜賽人，或是保險公司的推銷員，或是證券市場的股評專家——總是在作天花亂墜的預測，而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些預測永遠不會成為現實。

　　米拉打電話過來，問我身體如何。她說，一旦雪停了，沃爾特就會過來把我救走。

　　「別說傻話，米拉，」我說道，「我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這是謊言——我根本就不想動一根指頭。我有足夠的花生醬，可以熬到雪化。但我想要有人陪伴，而我一表示要親自動手，往往會加快沃爾特的到來。）

　　「千萬別自己動手鏟雪！」米拉說，「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像你這樣年齡的老人因鏟雪突發心臟病而死！如果停電了，點蠟燭時要小心！」

　　「我還沒老糊塗呢，」我厲聲說道，「如果房子燒了，那一定是我故意的。」

　　沃爾特來了，為我鏟雪。他還帶來一紙袋炸圈餅；我們坐在餐桌旁吃起來。我細嚼慢嚥，而他狼吞虎嚥，卻還若有所思。對他來說，咀嚼是思考的一種方式。

　　當時我回想起向陽遊樂園內雪絨圈餅店櫥窗裡的廣告——那是什麼時候來著？——噢，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夏天：

　　兄弟，當你在人生道路上漫步，
　　不管你的生活目標是什麼，
　　請注意炸圈餅，
　　別注意圈餅當中的空洞。

　　圈餅本身就是個矛盾的東西。儘管是個空洞，人們卻學會了拿它來賣錢。一個負質量，也就是零，竟然變成了可吃的東西。我在想，這是否可以用來說明上帝的存在。給一個虛無的空洞取個名稱不就把它轉化成存在了嗎？

　　第二天，我冒險跑出去，跑到那些寒冷的、絢爛的冰丘中去。儘管有點荒唐，但我還是想去鏟雪——雪在被弄髒以前，還是很吸引人的。我屋前的草坪變成了一座燦爛的雪山，中間的一條路好似阿爾卑斯山的隧道。我走出家門，來到人行道上。起先我還安然無恙，但北面的幾位鄰居沒有像沃爾特那樣認真地鏟雪，因此我在一堆雪上絆了一下，踉蹌了兩步，滑倒了。雖然沒有傷筋動骨——我自己這樣認為——但我就是爬不起來。我躺在雪地裡，像一個被翻過來的烏龜，四肢拼命掙扎。孩子們常會故意這麼做——像鳥兒在扇動翅膀，扮演天使。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取樂，而我不是。

　　有兩位陌生人把我扶起來，用小車把我推回家。這時候，我開始擔心自己凍壞了。我蹣跚地走向客廳，沒脫套鞋和外衣就倒在了沙發上。米拉老遠就嗅出災禍——她來了，還帶來了從某個家庭聚會上剩下的半打杯形蛋糕。她為我灌了一個熱水袋，遞給我一杯熱茶，然後叫來了醫生。他們倆都大驚小怪，給我提了一大堆建議，還虛張聲勢地數落我一通。他們這麼做，自己感到十分滿意。

　　現在我安頓下來，並開始生自己的氣。或者說，不是氣自己，而是氣自己的身體不爭氣。身體是個自大狂，它吵吵嚷嚷表達自己的需要，用矇騙的手段把它肮髒和危險的欲望強加給我們，而它最後的一招就是自己消失。正當你需要它的時候，正當你能夠用胳膊和腿的時候，它偏偏有別的事情要做。它畏縮不前，它垮下來；它像雪一樣化去，留不下多少痕跡。兩塊煤、一個舊帽子，還有用鵝卵石嵌出來的笑臉——這就可以造就一個雪人。不過，它的骨頭是由乾柴做成的，容易折斷。

　　這簡直是對我們的一種侮辱。膝蓋無力、關節炎、靜脈曲張、虛弱、不體面——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我們從來沒想要過，也從來沒承認過。在我們內心，我們還保持著完美的形象——還處在最佳年齡和最佳狀態：永遠不會尷尬地一隻腳踏出汽車，另一隻腳還留在車內；也不會剔牙，或耷拉著腦袋，或碰破鼻子或屁股。如果我們光著身子斜倚著，還能朦朧地看到自己身體的優美曲線，就像那些電影明星擺的姿勢一樣。他們就是我們年輕時候的樣子，但青春會像神話一樣稍縱即逝。

　　勞拉小時候常常問道：如果在天上，那我現在是幾歲？

　　勞拉站在阿維隆莊園門前的臺階上等我們，左右是兩個空空的石甕——裡面已經不種花了。儘管她已經長高了，看上去還很小，也很嬌弱和孤單。那樣子又像一個貧寒的農家女孩。她身穿一條淡藍色的便裙，上面印著褪色的紫色蝴蝶——三年前的夏天還是我的衣服。她腳上沒穿鞋。（這是否是一種新的肉體苦行？還是她的怪癖？還是她忘了穿？）她的頭髮梳成了一條辮子，從肩頭垂下來，就像我們家蓮花池中的仙女石像。

　　天知道她在那兒等了多久。我們無法告訴她準確的到達時間，因為我們要坐汽車回來；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才可能坐汽車：路不會被洪水淹沒，車軸不會陷在泥裡，有的路段還已經鋪好了。

　　我說我們，因為理查德是和我一起來的。他說，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讓我一個人面對這件事。他十分擔心。

　　他自己開著那輛藍色的雙門小客車——他的最新玩具。汽車後部的行李廂裡有兩個為了過夜的小衣箱：他的箱子是紫絳紅的，而我的則是檸檬黃的。我穿了一身蛋殼色的亞麻套裙——無疑有些輕浮，但這是從巴黎帶回來的，我非常喜歡。我也知道，下車以後我套裙的後背會變得皺巴巴的。我的鞋也是挺括的亞麻料，腳趾部分若隱若現。衣著相配的一頂蛋殼色的帽子放在我的膝頭上，如同一個禮盒。

　　理查德開起車來十分緊張。他不喜歡別人和他講話——他說，那樣會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整個旅途中我們可以說是沉默寡言。本該路上開四個小時，如今不足兩小時就到了。晴空萬里，藍天明亮而深邃；烈日火辣辣地照在我們身上。瀝青路面騰起一陣陣的熱浪。為了避開灼人的陽光，小城鎮家家都關閉門窗，拉上了窗簾。我還記得他們那些曬焦的草坪和白柱子的門廊。還有那些孤獨的加油站；它們的加油泵仿佛圓柱形的獨臂機器人，它們的玻璃頂就像無簷的圓頂禮帽。公墓看起來也好像不再葬人。我們不時會路過一個湖泊，湖水會泛出一股死魚味，還有水草曬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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