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87)_阿特伍德

八七

　　有時我會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等到該回家的時候回去。有時候，會有一個男人過來坐在我身邊，試圖跟我搭話，然後我就會離開。

　　我為穿衣服翻花樣費了不少時間。一會兒是束皮帶的，一會兒又是帶搭扣的；一會兒斜戴帽子，一會兒又穿棱線襪。我總是擔心衣著合不合時宜。沒有人幫我扣領口，也沒有人告訴我從背後看我的樣子如何，襯衫下擺是否全塞進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勞拉在幫我，而如今她們已不在我身邊。我很想念她們，竭力克制著自己。

　　我還需修指甲、泡腳、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膚有必要保持光潔柔順。我要像團濕泥，別人摸上去的感覺該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讓新婚夫婦進一步相互瞭解。然而，一天天過去，我感到對理查德的瞭解卻越來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這是不是一種自我隱蔽？其目的是讓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鏡子，我都發覺自己增加了一點色彩。

　　離開倫敦後，我們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過海峽，然後再乘火車。我們在巴黎的生活和倫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麵包圈、草莓醬、加熱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總是很豐盛；理查德對此十分講究，對葡萄酒特別挑剔。他一再說，這不是在多倫多。對我來說，這個事實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爾鐵塔；由於我不喜歡登高，所以沒有上去。我還參觀了先賢祠和拿破崙墓。我沒去巴黎聖母院，因為理查德不喜歡教堂，至少不喜歡天主教堂。他認為教堂會讓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裡面的香氣會令人變得遲鈍。

　　法國旅館裝有洗屁股用的坐浴盆。有一次，理查德發現我在裡面洗腳，於是帶著一絲詭笑向我解釋它的用途。我想，法國人懂得一些別人不懂的東西。他們懂得人體的需要，至少承認人體的需要。

　　我們住在「老巴黎」飯店。後來飯店在二戰中成了納粹的總部，可我們怎麼會知道呢？早上，我會坐在咖啡廳裡喝咖啡，因為我害怕去別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走遠看不見飯店的話，肯定是回不來的。此時，我才明白厄斯金先生教我的法語幾乎沒有用處：風花雪月之類的內容不能為我帶來更多的方便。

　　一個海象臉的老侍者為我服務。他駕輕就熟地把咖啡和熱奶從兩個壺中倒出來，把壺舉得高高的。他的這種表演讓我著迷，仿佛他是一個在孩子面前變戲法的魔術師。有一天，他用他懂的那點英語問我：「你為什麼憂傷？」

　　「我沒有憂傷。」我一面說，一面哭起來。陌生人的同情真讓人受不了。

　　「你不該憂傷，」他用那雙蒼老、憂鬱的海象眼看著我說道，「一定是為了愛情。不過，你又年輕又漂亮，今後有的是時間憂傷。」法國人是鑒賞憂傷的行家，瞭解各種各樣的憂傷。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安裝坐浴盆。「愛情是禍水，」他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說，「但沒有愛情更糟糕。」

　　他對我的安慰第二天有點打折，因為他對我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也許是我的法語不夠好，難以判斷。畢竟他還不算太老，大約有四十五歲的樣子。我本該接受他的要求。不過，他關於憂傷的看法錯了。其實年輕的時候憂傷比年老的時候要好得多。一個憂傷的漂亮姑娘比一個憂傷的乾癟老太更容易博得同情。不過，這件事倒也無所謂。

　　後來，我們又去了羅馬。我對羅馬似乎還比較熟悉——至少很久以前厄斯金先生給我們上拉丁文課時介紹過。我參觀了古羅馬廣場，或者說它的遺址。我還參觀了亞壁古道，以及古羅馬圓形劇場；那劇場看上去像一塊被老鼠啃過的奶酪。還有各種各樣的橋；各種各樣破舊的天使塑像，表情嚴峻而憂鬱。我發現流經羅馬的台伯河水黃得就像患了黃疸病。我還參觀了聖彼得教堂，不過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這個教堂大極了。我以為，我該看見身穿黑色軍裝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隊行進在大街上，粗暴地對待老百姓——他們是否那樣做了？反正我沒親眼看見。這種事是看不見的，除非恰巧碰到你自己的頭上。否則，只有在新聞片中才能看見，或者從事隔很久以後拍攝的電影中才能看見。

　　下午，我總是叫杯茶來喝——我正在逐步掌握叫飲料的竅門，琢磨用什麼語氣同侍者說話，如何與他們保持安全的距離。我一邊喝茶，一邊會寫些明信片。我的明信片是寄給勞拉和瑞妮的，有幾張是寄給父親的。這些都是風景明信片，上面印有我參觀過的建築物的照片——精緻而逼真。我寫的都是些沒有意義的空話。我對瑞妮寫道：天氣好極了，我很開心。對勞拉寫道：今天我參觀了古羅馬圓形劇場。從前他們在這裡把基督徒扔下去喂獅子。你來了一定也會感興趣的。對父親寫道：祝你健康。理查德向你問好。（最後一句是謊話。但我逐漸懂得，作為人妻，我應該說什麼樣的謊話。）

　　我們蜜月的最後一周是在柏林度過的。理查德在那兒有一些業務，是關於鐵鍬手柄的生意。理查德有一個公司是做鐵鍬手柄的，而德國這時候木頭緊缺。德國有許多需要挖掘的工程，更多的還在計劃之中，而理查德能夠提供這種手柄，而且他開的價格比他的競爭對手更優惠。

　　瑞妮常說：積少成多。她又說：生意歸生意，接著就是勾當。不過，我對做生意一竅不通。我的任務只是微笑。

　　我得承認，我在柏林過得很愉快。我從沒在哪個地方受到過作為金髮美女的這種禮遇。男人們都格外彬彬有禮，儘管他們進轉門時從來不顧後面的人。吻女士手的男士風度掩蓋了種種罪惡。也正是在柏林，我學會了往手腕上塗香水。

　　我通過城市的旅館記住一個城市，又通過旅館的浴室記住一個旅館——穿衣、脫衣、泡入水中。好了，不談這些旅行見聞了。

　　在八月中旬的盛夏，我們途經紐約返回多倫多。遊歷過歐洲和紐約之後，我眼中的多倫多似乎變得低矮而又狹小。聯邦車站外彌漫著一股瀝青的煙霧；養路工正在鋪平坑坑窪窪的路面。我們雇的一輛車來接我們，載我們從揚塵的、當當作響的電車邊上開過，經過裝飾華麗的銀行以及百貨大樓，然後爬坡開到羅斯代爾的栗子樹和楓樹的樹蔭下。

　　我們在理查德通過電報買的那幢房子前下了車。他說，原來的房主把自己搞破產了，於是他就撿了個大便宜。理查德喜歡說，撿便宜就像唱歌一樣容易，這話是很滑稽的，因為他從來不唱歌。他甚至從來不吹口哨。他根本就五音不全。

　　房子的外觀很陰暗，牆上爬滿了長春藤，高高的窄窗是往裡開的。鑰匙放在門墊下面，前廳裡有一股油漆味。我們去度蜜月時，威妮弗蕾德幫我們進行了重新裝修。看來還沒有完工，因為油漆工的工作服還在前面的房間裡。他們撕下了原來的維多利亞風格的牆紙，並且新刷了油漆。那是一種淡淡的珍珠色——華貴而又淡雅，仿佛飄浮於花鳥之上的卷雲，淡淡地抹上了落日的餘暉。這就是為我安排的飄飄欲仙的環境，讓我在裡面飄來飄去。

　　瑞妮一定會鄙視這樣的內部裝飾——耀眼的空蕩、蒼白的色調。這整個地方像個衛生間。同時，她也會和我一樣，被嚇一跳。我想起了阿黛莉婭祖母：她知道該如何作出反應。她能看出這是在花錢出風頭；她會很有禮貌地不屑一顧。她會說：天哪，這有多時髦。我想，她會否定威妮弗蕾德的做法。不過，這無法帶給我任何安慰；我自己現在也是威妮弗蕾德圈子的人了。至少部分是如此。

　　那麼，勞拉呢？她一定會把她的彩色鉛筆和顏料偷偷帶進來。她會把一些顏料潑在牆上，打碎一點東西，至少把房子的一個小小的角落弄得面目全非。她要在這房子上留下她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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