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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冷窖

  空氣冷颼颼的;天高雲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門,門廊上掛著的南瓜燈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後的一個星期,那些一心想討糖果的孩子們會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員、僵屍鬼、外星人、骷髏、吉卜賽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搖滾歌星;我照例會關上燈,假裝不在家。這倒不是討厭他們,而是出於自我保護——萬一哪個小不點不見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誘他進來,然後吃了他。

  我就是這樣對米拉說的。她的生意正紅火,賣橘黃色的矮蠟燭、黑色的陶制貓、緞子縫的蝙蝠,還有穿著漂亮布衣的巫婆——她們的頭是用幹蘋果做的。她聽了我的話噗嗤一笑,認為我在開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懶洋洋的——我的心臟不舒服,幾乎離不開沙發。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藥後,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興沖沖地走到圈餅店。在那裡,我看見洗手間的牆上又新添了一句話:如果你說不出什麼好話,那就乾脆別說。後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麼好東西,那就乾脆別吮。知道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國家還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塗巧克力的炸圈餅,帶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長椅上,緊挨著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溫暖的陽光下,活像一個曬太陽的烏龜。不斷有人從我面前走過:兩個肥胖的女人推著嬰兒車;一個瘦一點的年輕女人穿著黑色皮上裝,上面有一些銀色釘飾,鼻子上也嵌了一顆;還有三個身穿風衣的古怪老頭。我感覺他們的眼睛在盯著我。難道我還是那樣聲名狼藉,或者我還是那樣一個偏執狂?或許是因為我不停地對自己大聲說話的緣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聲音在不經意間像氣流般湧了出來?這種空洞的老人低語好似冬日裡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風瑟瑟地吹過枯草。

  我對自己說:誰在乎人們怎麼想?如果他們願意聽,那就請便。

  誰在乎,誰在乎——年輕人總是這樣說。我當然在乎。我在乎人們怎麼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勞拉,我從來沒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

  一條狗過來了;我給了它半隻炸圈餅。「請便。」我對它說道。當瑞妮抓到誰在偷聽時,她總是這麼說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們一直在議論鈕扣廠發生的事。據說,當時有外來的煽動者在活動;他們激起事端,特別是挑動那些容易衝動的年輕人。人們說起勞資談判、工人權利以及工會的事。工會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說只雇用工會會員的企業的工會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嗎?似乎沒人搞得清楚。總之,這些人都窩著一股火。

  煽動鬧事的是些流氓和雇來的罪犯(希爾科特太太如是說)。這些煽動者不僅是外來的人,還是外國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更加令人驚恐。那些留著短須的矮個子亡命之徒,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戰鬥到底。他們會發動暴亂,肆無忌憚;他們會安放炸彈,會在夜裡潛進來,割斷我們的喉管(瑞妮如是說)。這就是那些殘忍的布爾什維克和工會組織者的鬥爭方法;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埃爾伍德·默裡如是說)。他們謀求性愛自由,毀滅家庭,槍斃任何一個有錢人——哪怕他只有一點點錢,或者一塊手錶,或者一枚結婚戒指。聽說,俄國就是這麼幹的。

  據說,父親的廠裡有了麻煩。

  關於煽動者和廠裡有麻煩這兩件事,都作為謠言被公開否認了。可人們對這兩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裡父親讓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齡不大的人。根據他的說法,他們還年輕,能自己謀生。他還讓留下的工人每天縮短工時。他解釋說,這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活讓工廠的全部生產能力運作起來。顧客們不買鈕扣,或者說不買蔡斯父子公司生產的那種鈕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銷。顧客們也不買便宜、耐用的內衣;他們把舊的縫縫補補,將就著穿。當然不是人人都丟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沒信心保牢飯碗。他們自然就想省錢,而不是想用錢。這也不能怪他們。你若處在他們的境況,你也會這麼幹。

  數學進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麼多長腿、那麼多脊骨和腦袋,還有由零構成的無情的眼睛。它告訴你:二加二等於四。但如果你沒有二和二呢?那就沒有四。確實沒有四,我也沒辦法;我無法讓賬本的赤字變成盈利。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個人的錯。夜裡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賬本上那些數字在我眼前閃動,在鈕扣廠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隊——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機器毛毛蟲大口吞噬剩下的那點錢。有一段時間,蔡斯父子公司鈕扣的售價還夠不上成本,這時候赤字就出現了。這就是數字的惡劣表現——不講愛心、不講公正、不講仁慈——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數字就是數字,它也別無選擇。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父親宣佈工廠停產。他說這只是暫時性的。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復生產。他說,這叫以退為進。他要求工人們能諒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眾報以警惕的沉默。宣佈完之後,他回到阿維隆莊園,把自己關在塔樓裡,喝得酩酊大醉。一些東西被摔破了——無疑是瓶子。勞拉和我坐在我房間的床上,緊握雙手,聽著頭頂上面的悲憤的咆哮,就像是屋內的暴風雨。父親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這麼生氣了。

  他一定感到自己辜負了工人。他失敗了。他對此無能為力,這事已經夠他受的了。

  「我要為他祈禱。」勞拉說道。

  「上帝會管嗎?」我說,「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話,他也根本不會管的。」

  「你以後就知道了。」勞拉答道。

  以後是什麼時候?我很清楚,我們以前曾談論過:那就是等我們死後。

  父親宣佈停產後幾天,工會顯示出了它的威力。工會本來就有一批骨幹分子,而現在希望人人加入。他們在關閉的鈕扣廠外面集會,號召所有的工人參加,因為聽說父親再開工時會大幅裁減工資,而給他們的錢還不夠糊口。在這種艱難時期,父親會像別的廠主一樣把錢存進銀行,坐視不管,直到工人們被榨幹,變成窮光蛋;而他卻乘機用工人的血汗養肥自己。父親和他的一大家子,以及兩個寶貝女兒都是喝工人血汗的寄生蟲。

  瑞妮說,可以看出這些所謂的工會組織者是外面來的人。當我們圍著坐在廚房的餐桌邊吃飯的時候,她向我們敘述這一切。(我們已不在餐廳裡吃飯,因為父親不再來用餐了。他把自己封閉在塔樓裡;瑞妮用盤子把飯送上去。)這些粗魯的工人不懂什麼叫體面,把我們倆也卷了進去。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不相干的。她叫我們別當回事,可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仍然有一些人對父親忠心耿耿。在集會的時候,我們聽見有反對的聲音,後來聲音提高了,再後來發生了扭打。工人們脾氣一個比一個大。有一個人被踢中了腦袋,結果進了醫院,查出是腦震盪。他是罷工者中的一員——他們現在自稱「罷工者」。但是這種傷害只能怪他們自己:一旦發起這種動亂,誰能預計產生什麼後果呢?

  最好不要發起動亂。最好保持沉默。那樣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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