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49)_阿特伍德

四九

　　§鈕扣廠野餐會

　　勞工節週末結束了，在河上的渦流區留下了一些雜物，有塑料杯子、空瓶子以及癟掉的氣球。時值九月，秋天開始宣佈自己的來臨。儘管正午的太陽還是熱力不減，但太陽一天比一天升得晚，而且帶著迷霧；傍晚的時候，天氣比較涼爽，蟋蟀發出刺耳的㘗㘗聲。花園裡長滿了一簇簇的野翠菊，它們在此紮根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有白色的小花，還有開得較濃密的天藍色的花，另外一些深紫色的花已經生了銹病。這要是在從前我胡亂拾掇花園的話，我早就把它們當作雜草拔掉了。如今我不再勞神去區分香花和雜草了。

　　現在這種天氣更適合散步，外面的陽光不太刺眼。遊客也漸漸稀少了，即便是那些仍在逗留的人至少也穿上了體面的衣服：不再有人穿肥短褲和緊身的馬夾裙，街上也見不到曬得通紅的腿了。

　　今天，我出發去「露營地」。我上路了，可半路上遇到了米拉開車經過。她提出要我搭她的車。說來慚愧，我當時接受了，因為我已經上氣不接下氣，早就意識到路實在是太遠了。米拉想知道我要去哪兒，以及為什麼要去——她必定是繼承了瑞妮那牧羊人般的本能。我告訴她我要去的地方；至於去的原因，我說我只是想再到那地方去看看，追憶一下過去的歲月。她說：太危險了，你永遠都無法料到那些灌木叢裡會爬出什麼東西來。她讓我保證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等她，這樣比較醒目。她說，她過一個小時會回來接我。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像是一封信——投在此地，又在彼地被取走。然而，我卻是一封沒有收信人姓名的信。

　　「露營地」其實沒什麼好看的。它是位於若格斯河與公路之間的一塊地方——一到兩英畝的面積——上面長著樹木以及矮小的灌木叢，中間有一片濕地在春天會飛出許多蚊子。人們去那兒捕鷺；有時候你可以聽到它們沙啞的叫聲，就像是用一根木頭在一隻白鐵罐上刮磨一般。那裡，時而會有幾個觀察鳥類的人愁眉苦臉地到處探尋，仿佛在尋找他們失去的東西。

　　樹蔭底下，有閃著點點銀光的香煙盒、被丟棄的癟掉的避孕套，以及被雨打過的花邊紙巾。狗和貓在此間立界做窩；迫不及待的戀人悄悄地鑽進了樹叢中，不過要比從前少多了——現在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夏天，酒鬼們睡在濃密的灌木叢下；十多歲的少年有時候會去那兒抽一些他們能弄到手的東西。你還可以發現一些蠟燭頭、燒焦的匙子和零星的一次性注射針。這些都是我從米拉那兒聽來的；她認為這種事情是很不光彩的。她知道蠟燭頭和匙子是幹什麼用的：它們都是吸毒者的隨身家當。看來，醜陋的現象到處都有。我來的地方真是個「天堂」。

　　一二十年以前，人們曾試圖將這個地方清理乾淨。這裡豎起了一塊牌子——「帕克曼上校公園」（似乎毫無意義）——並添置了三張鏽跡斑斑的野餐桌、一隻塑料垃圾桶和兩間活動廁所，據說是為了方便那些外地來的觀光客。不過，這些人寧願找個別的地方喝啤酒、扔垃圾，以便更清楚地觀看河流的景色。結果，那塊牌子被幾個愛射擊的小子做了練習獵槍的靶子，桌子和廁所也被省政府給搬走了——與政府的預算有關——而垃圾桶雖然經常遭到浣熊的洗劫，可還總是滿滿的；於是他們連垃圾桶也搬走了，現在那個地方恢復了原樣。

　　將此地命名為「露營地」，那是因為過去這裡經常舉行宗教露營活動。他們在這裡支起馬戲團用的那種圓形大帳篷，狂熱的外地牧師會趕來講道。那時候，這塊地方維護得較好，否則不知還要被踐踏成什麼樣子呢。這裡還舉行小型的流動集市；商販們設起了貨攤，清理出馬道，將小馬和驢子用繩子拴住。一批批的遊人在裡面兜來兜去，最後分散在林中野餐。這是一個適合各種戶外聚會的地方。

　　「蔡斯父子公司勞工節慶祝大會」也常在此舉行。這個名稱比較正式，而人們就把它叫做鈕扣廠野餐會。慶祝大會總是在法定星期一勞工節前的那個星期六舉行，排場很大。大會請來了儀仗樂隊；自製的彩旗飄舞。還有氣球放飛、旋轉木馬以及一些沒有危險的愚蠢的比賽——套袋賽跑、匙蛋賽跑、接力賽跑（用胡蘿蔔充當接力棒）。「理髮店」四人組的歌唱得不賴；童子軍軍號團會演奏一兩部曲子；一撥小朋友在搭建的一個猶如拳擊場的木頭舞臺上表演蘇格蘭高地舞和愛爾蘭踢踏舞，舞曲的音樂是由一架手搖留聲機裡放出來的。另外，還有一場「最佳打扮寵物」比賽，另一場是給嬰兒打扮的比賽。吃的食物有玉米棒子、土豆沙拉、熱狗。「婦女援助會」出於各種幫困目的而舉行自製糕餅義賣活動，有甜餅、餅乾、蛋糕、果醬，還有印度酸辣醬和泡菜；每一種都貼有製作者名字的標簽：「羅達什錦蜜餞」、「珀爾李子蜜餞」之類。

　　除此之外，人們還會瞎胡鬧——尋歡作樂。櫃檯上提供的飲料最多也只是檸檬汁，但是男人們會帶來自裝和瓶裝威士忌。黃昏來臨之時，也許會發生扭打、喊叫，喧鬧的笑聲穿過樹林。接著，河邊上有一個男人或青年被整個地扔進河裡，濺起了片片水花；要麼就索性將他的褲子扒掉。若格斯河的這一段水很淺，因此幾乎沒有人會淹死。夜幕降臨之後，人們開始放焰火。在野餐會的鼎盛時期（至少在我印象中是「鼎盛時期」），人們還舉行方形舞會，有小提琴伴奏。但是據我記得，到了一九三四年，這種過分鋪張的慶祝活動就被削減了。

　　下午三點左右，父親會在踢踏舞的舞臺上作一次演講。演講總是很短，但無論是年長的男人還是女人都會專心致志地聆聽；女人們如此專注是因為她們在廠裡做工，或者嫁給了廠裡的工人。隨著經濟的不景氣，就連年輕的男人也開始聽演講了；甚至身著夏裝、半裸著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父親的演講從來不長，但你可以從他話的字裡行間領會他的意思。「有理由高興」是好事；「有根據樂觀」就是壞事了。

　　那一年，天氣又熱又幹，持續了太長的時間。野餐會上沒有像往常那樣放許多氣球，也沒有旋轉木馬了。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皺得猶如人的指關節；檸檬汁喝上去像摻了水，熱狗被一搶而光。然而，蔡斯公司還沒有人被解雇。生產放慢了速度，但沒有解雇工人。

　　父親說了四次「有根據樂觀」，卻沒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興」。台下，工人們的神情一片焦急。

　　當我和勞拉還小的時候，我們很喜歡參加這種野餐會；現在情況卻不同了，我們到場卻是一種義務。我們得去亮亮相。這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耳濡目染：母親不管有多麼不舒服，她總是每場必到。

　　母親去世後，瑞妮就接管了我們。她對我們這一天的衣著打扮總是精心準備，一絲不苟。我們不能穿得太隨便，因為這會顯示出一種輕蔑，似乎我們對鎮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講究，因為這會給人一種擺架子的感覺。現在我們長大了，可以自己挑選衣服——我剛滿十八歲，而勞拉十四歲半——不過我們已不再有很大的選擇餘地了。儘管我們有了一些瑞妮所說的好行頭，但過分的奢侈在我們家向來是不提倡的。不過，最近奢侈的定義變了，它意味著一切新的東西。野餐會上，我們倆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過的藍色阿爾卑斯村姑裙和白襯衫。勞拉戴著我三年前的那頂帽子；我自己戴的則是去年的，只是換了一條絲帶而已。

　　勞拉似乎並不介意，而我卻相反。我說了自己的看法，勞拉說我太看重衣著了。

　　我們聽著父親的演講。（或者說我聽著。勞拉是一派聆聽的樣子——兩眼圓睜，頭專注地歪向一邊——但你根本無法知道她到底在聽什麼。）父親以前總是能夠成功地發表他的演說，不管他剛喝過什麼酒；可這一次卻說得結結巴巴。他將事先打好的講稿貼近他那只好眼，然後又放遠一些，目光茫然，仿佛他並未訂購商品卻來了一張賬單。他的衣服從前都是很體面的，即便舊了也不失風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耳邊的頭髮參差不齊，看樣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滿臉困擾——甚至有些兇惡，活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搶劫犯。

　　他演講完畢後，人們只是完成任務似地鼓了一下掌。有些男人湊在一起，小聲地談論著什麼；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鋪在地上，坐在樹底下，或者索性躺下來用手帕蓋著臉，打起了瞌睡。只有男人們才這麼做。女人們則保持清醒，十分注意。母親們帶著孩子們去河邊，踩在小沙灘上玩水。另一邊，一場塵土飛揚的籃球賽開始了；一群觀眾昏沉沉地在一旁觀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幫她義賣糕餅。這種義賣是為了誰？我記不起來了。不過，我每年都來幫忙——她正指望我這樣做。我對勞拉說她也該一起來，可她假裝沒聽到，慢慢走開了，晃動著她那下垂的帽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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