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30)_阿特伍德

三〇

　　§蘇打水

　　在我母親去世後的那個月的一天（我記不清具體時間了），父親說他打算帶我去鎮上。他可從來沒對我和勞拉操過什麼心——他把我們推給了母親，後來又推給了瑞妮。因此，我對他的打算感到很吃驚。

　　他沒有帶上勞拉，甚至連提都沒提出來。

　　他是在早餐時宣佈這個外出計劃的。他堅持要我和勞拉同他一起吃早餐，而不要我們像往常那樣在廚房裡同瑞妮一起吃。我們倆坐在長餐桌的一頭，而他坐在另一頭。他很少與我們說話；他看他的報紙，而我們倆出於敬畏也不敢去打攪他。（我們自然是崇拜他的。如果不是崇拜，那就是恨吧。他從來沒讓我們產生過平和的情緒。）

　　陽光透過彩色玻璃照射進來，在他的身上投下五顏六色的光芒，仿佛他在水彩中浸過一般。我至今還記得他臉頰上的鈷綠色和手指上的橘紅色。我和勞拉也能隨意調整這些色彩。我們將盛粥的盤子向左移一點，再向右移一點，於是麥片粥單調的灰色就變成了綠色、藍色、紅色或紫色。根據我的心血來潮或勞拉的心情變化，我們面前的食物變得具有了魔力——時而像著了魔一般，時而像下了毒一般，接著，我們會邊吃邊相對做鬼臉，但都是悄悄地做的。目的是不驚動父親，以免受到責駡。不管怎樣，我們總得為自己找點樂子吧。

　　在那個不同尋常的日子，父親早早從工廠回來，於是我們倆步行去鎮上。小鎮離家並不太遠；在當時，我們那個鎮是很小的一塊地方，大家離得都不太遠。父親傾向于步行，要麼就是讓別人來開車。我猜那是因為他有一條壞腿：他想表示他能走路。他喜歡在鎮上溜達；儘管他有點瘸，可他還是大步行走。為了攆上他一瘸一拐的步子，我在他身旁緊趕慢趕。

　　「我們去貝蒂小吃店，」父親說道，「我要為你買一杯蘇打水。」這樣的好事以前可從來沒有過。瑞妮說，貝蒂小吃店是為鎮上人開的，不是我和勞拉去的地方；降低我們的檔次可不行。再說蘇打水不僅會讓人上癮，還會蛀壞牙齒。這兩件原來被禁止的事，現在卻隨意開禁，真讓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

　　在提康德羅加港的主街上有五所教堂和四家銀行，都是用石頭砌的，看上去頗為敦實。雖然銀行是不帶尖頂的，但有時還是很難區分教堂和銀行，非看它們的招牌不行。貝蒂小吃店就在一家銀行旁邊。門口撐一個綠白條紋的涼篷，櫥窗裡的雞肉餡餅看上去像是麵粉做的嬰兒帽，邊上還帶著一圈褶邊。店內燈光昏黃，空氣中彌漫著香草、咖啡和奶酪的混合氣味。印有圖案的鐵皮天花板上吊著電扇，葉片就像飛機的螺旋槳一般。幾個戴著帽子的婦女坐在華麗的白色小桌子旁。父親向她們點點頭，她們也回了禮。

　　店堂的一邊是用烏木隔起來的一個個火車座小間。父親選一間坐了進去，我也就從他身邊一溜而入。他問我想喝哪種蘇打水，但由於我不習慣在公共場合與他單獨在一起，因而感到害羞。再者，我也確實不知道蘇打水有哪些品種。於是，他就給我要了一杯草莓味的，而自己則要了一杯咖啡。

　　女招待身穿黑色連衫裙，戴一頂白帽子，眉毛修得又細又彎，亮亮的紅嘴唇像塗了果醬一般。她稱父親為蔡斯上尉，父親則叫她為雅格妮絲。根據他們倆的彼此稱呼，以及父親將胳膊肘倚在桌上的姿態，我想父親對這地方一定很熟悉。

　　雅格妮絲問父親我是不是他的女兒，還說我有多可愛；但她對我卻投來了不歡迎的一瞥。她轉身的工夫就把父親的咖啡端來了，踩著高跟鞋一搖一擺的。當她把咖啡放到桌上的時候，她輕輕摸了一下父親的手。（我注意到了這個動作，儘管我還不懂它的含意。）接著，她為我端來了蘇打水。盛飲料的玻璃杯是圓錐形的，樣子像倒放的錐形笨蛋帽；杯子裡放了兩根麥管，不斷冒出的泡沫直沖我的鼻子，弄得我眼睛淚汪汪的。

　　父親在咖啡中放了一塊方糖，攪拌了一下之後，將匙子放到了托碟裡。我的目光越過玻璃杯的杯口觀察他。突然，他的樣子改變了，變成了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模糊而不實在，卻更複雜。我幾乎從未湊這麼近看過他。他的頭髮梳到了腦後，兩邊剃得短短的，從太陽穴開始已經稀了。他的那只好眼呈暗藍色，就像藍紙一般。那張飽經滄桑卻仍不失英俊的臉上，有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情，與平常早餐時的表情如出一轍，似乎在聽一首歌曲，或者是在聽遠處傳來的爆炸聲。他的八字鬍比從前我看到的更加灰白；仔細想來，男人臉上長這種短須而女人卻沒有，這似乎很奇怪。在屋內昏暗的香草味燈光照射下，就連父親穿的衣服也有了一種神秘感，仿佛這衣服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從別人那兒借來的。其實，這衣服穿在他身上只不過太大了一點。他的身體變瘦了，而身材倒是顯得更高了。

　　他對我笑了一笑，問我是否喜歡喝蘇打水。然後，他又陷入了沉默和深思。他從隨身帶的銀煙盒中取出一支香煙，點著吸了一口，接著吐出一股煙來。「如果發生什麼事情，」他終於開口道，「你得保證照顧勞拉。」

　　我嚴肅地點點頭。什麼是什麼事情？究竟會發生什麼？我十分害怕壞消息，儘管我說不出是什麼樣的壞消息。也許他要走了——去國外。戰爭的故事還沒有從我的記憶中消失。然而，他並沒有向我作進一步的解釋。

　　「我們握一下手說定，好嗎？」他說。於是，我們倆隔著桌子握了握手。他的手又硬又幹，就像皮箱的拎手。他用唯一的那只藍眼睛打量著我，似乎在估摸我是否靠得住。我抬起下巴，挺了挺我的肩膀。我十分希望自己能值得信任。

　　「用五分錢的硬幣你能買到什麼？」他接下來問道。這個問題讓我毫無防備，弄得我張口結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和勞拉從未自己用錢去買過東西，因為瑞妮說我們還需要弄懂一塊錢的價值。

　　父親從他黑西裝的內袋中掏出一本豬皮封面的小本子，扯下一張紙，就開始講起了鈕扣。他說，應該儘早讓我學習經濟學的簡單原理，因為我長大以後要擔負起責任來。

　　「假設你從兩顆鈕扣起家，」他開始說起來。他告訴我，支出是做鈕扣所花的費用，而毛利則是賣掉鈕扣所得的錢，淨利就是兩數之差。接下來，你可以保留一部分淨利，同時把剩下的那部分用來生產四顆鈕扣；賣掉之後，你又可以生產八顆。他用銀色鉛筆畫了一張小表格，依次寫著兩顆鈕扣、四顆鈕扣、八顆鈕扣。就這樣，鈕扣的數目在紙上不可思議地成倍增長；在旁邊一欄裡，錢的數目也隨之增長。這就像是在剝豆子一般——一邊的碗裡放著豆子，另一邊的碗裡放著豆莢。他問我是否聽得懂。

　　我細察他臉上的神情，看他是否是認真的。我常常聽到他譴責鈕扣廠，把它說成是一個陷阱、一片流沙、一種厄運、一個大包袱，但這些話都是他喝醉酒的時候說的。此時此刻，他相當清醒。他看上去並不像是在解釋什麼，倒像是在致歉。除了等待我的回答之外，他還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他似乎在請求我的原諒，請求我寬恕他所犯的一些罪過。可他對我做了什麼呢？我想不出來。

　　我感到疑惑不解，同時又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寬恕他。無論他要求或需要我做什麼，我都無能為力。這是第一次一個男人期望我做力不能及的事情，但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好的。」我說道。

　　在母親去世前的一個星期的某個可怕的早晨，母親說了一句奇怪的話——不過，當時我並不認為奇怪。她說：「你們的父親在內心深處是愛你們的。」

　　她通常不會同我們談感情，尤其是關於愛——她自己的愛或他人的愛，除了上帝的愛。然而，父母應該愛他們的孩子，因此我想必把她說的話當作一種保證：不論父親表面如何，他同別的父親是一樣的，至少被認為是如此。

　　現在想來，這話似乎包含著更複雜的意思。它可能是一個警告，也可能是一個負擔。即便愛是藏於內心深處的，它上面還有一大堆東西；當你挖掘下去的時候，又會發現什麼呢？不會是一件簡單的禮物，純金做的，還閃爍著光芒；相反，它也許是某種古老而又可能有毒的東西，就像枯骨上那鏽跡斑斑的鐵制護身符。這樣的愛是某種護身符，卻很沉重；它如同一個重物，把鐵鍊套在我的脖子上，壓得我難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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