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59)_奧威爾

五十九

　　青年軍官站起來，轉身走進了上校的辦公間。我能隱約聽見他們焦急不安的對話。我想，「這下全完了。」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試圖把那個函件要回來。況且，我已經坦承自己是馬統工党的人員，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將我抓起來，把我當成又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不過，那位軍官很快又露面了，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示意我跟他走。我們將去警察總長辦公室。這段路很長，至少需要步行20分鐘。軍官賣著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

　　我們來到警察總長辦公室時，一群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無賴正在門外遊蕩。他們顯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種間諜。軍官走進那間辦公室，接下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情緒激動的對話。只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大概還伴有攤手、聳肩、捶桌子之類的激烈動作。警察方面顯然不願交出那封函件。最後，那個滿臉漲得通紅的青年軍官手拿一封碩大的公文函件走出來。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們贏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事後表明這絕非無關緊要。函件被及時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卻根本無法讓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將被馬上遞送。「可是，柯普怎麼辦？」我問道，「我們無法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嗎？」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們並不清楚柯普究竟為何被捕。他只是告訴我，他們將對此進行調查。不再有多少可說的話了，該是分手的時候了。我們倆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驚而且極為感動的事。那位人民軍軍官稍稍猶豫了一會，突然伸出手來，與我緊緊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使你明白他的這一舉動是多麼深深地打動了我。這看起來似乎只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你應該注意到當時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懷疑和仇恨氣氛，惡毒的謊言和莫須有的傳聞漫天飛揚，貼在佈告欄中的海報公開地詆毀我，以及所有類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間諜。你要知道，當時我們正停留在警察總長辦公室的門外，外面還遊蕩著一幫無事生非、到處找茬的政治無賴，其中也許會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緝」。這就有如一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與一個德國人握手同樣危險。我猜想，這位軍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定我並不是所謂法西斯間諜，而且這樣與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儘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仍然樂意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因為這是相當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許多惡劣的境遇之中，你會經常從西班牙人身上見到類似的崇高品德的閃光點。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印象極差，但對西班牙人卻沒有壞印象。我記得，我僅對一位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憶及此事，我都認為全是自己的錯。毫無疑問，他們寬宏大量，品行高尚，但這些品質都並不真正屬二十世紀。

　　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義也會採取一種相對寬鬆、能夠讓人接受得了的統治形式。在西班牙幾乎沒有什麼人具備現代極權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素質：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時所發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實際上，當時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親眼目睹，可是幸虧我沒在現場，否則我會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的。

　　警察用眾所周知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或蓋世太保的風格進行了那場搜查。午夜過後，隨著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我妻子的客房；他們打開燈，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個重要位置，顯然是事先早有預謀。接著，他們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手段徹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兩個房間（有一個附設的衛浴間）。他們擊聽牆壁，摸捏椅墊，敲擊地板，掀抖窗簾，拍打浴缸和暖氣片，同時翻箱倒櫃，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個遍，還要再拿到燈光下仔細檢視。他們收繳了室內包括丟進廢紙簍裡的所有報刊和紙張，還有我們的所有書籍。當發現我們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馬上喜形於色，自以為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把柄。如果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書的話，那麼我們的末日也就臨頭了。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必然是個法西斯分子。

　　但是，緊接著他們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面派的方法》，這多多少少讓他們暫時松了一口氣。抽屜裡的幾包捲煙紙也被翻出來。他們把其中每一包都拆開來，逐張檢查，以防漏掉可能記錄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他們差不多檢查了將近兩個小時。然而，他們卻沒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面也許暗藏半打輕機槍，況且枕頭下面也能藏著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這些警察沒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說檢查床底了。

　　我不敢相信這回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通常辦事風格。但是，人們必須注意到，現在警察已經幾乎完全處在共產黨人的控制之下這些警察說不定自己就是共產黨員。不過，這些人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於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實在是太難為情了。於是，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當然，這也使得全部搜查變得毫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睡在一處建築荒地的草叢中。這是一個很冷的夜晚，我們都麼怎麼睡著。我記得，我到處找了幾個小時才喝到一杯咖啡。自來到巴塞羅那，我還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教堂頂部的四個尖塔有如酒瓶一般。與巴塞羅那大部分教堂的命運不同，這座教堂在革命期間沒有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倖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我想，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可以毀掉它，卻沒有那麼做，這只能顯示他們品位粗俗，儘管他們確曾將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掛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們和他道別，並交給西班牙朋友一些錢，擺脫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

　　除此而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做到。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以後不久，柯普被單獨監禁，甚至不讓外面的人給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們去拉姆拉斯大街，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裡仍有國民自衛隊士兵在把守。我一時興起，走進咖啡館，並和兩個肩掛步槍、斜倚櫃檯的士兵閒聊起來。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他們說不知道，就像許多西班牙人的慣常回答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清這件事。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入獄，受五月戰鬥牽連將被審判，當時在這裡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裡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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