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60)_奧威爾

六十

　　我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為這件事提供證據。有一個與我談話的士兵，面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的話。另一個士兵則截然相反，他說，曾從戰友那裡聽到過關于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buenchico（一個好夥計）。我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些都於事無補。如果柯普被審判，當局就會像所有類似審判一樣，使用偽造的假證據。如果他一旦被槍殺（我擔心這極有可能發生），他的墓誌銘將應該是：他是可憐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眼中的好夥計，身為醜惡制度的一部分，卻保留了足夠的人性，當他看到一項正當的行動時，就知道它是正當的。

　　我們過著一種非常生活。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是富有的英國遊客——這是我們迫不得已假扮出來的。儘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鬍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會使你顯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產階級的模樣。我們頻繁出入時尚生活區，在那裡我們只是些陌生人。我們光顧高檔餐館，以標準的英國方式對待服務生。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在一些時髦餐館的牆上，我盡可能而歪斜地寫上：「馬統工黨永垂不朽！」

　　雖然我一直想方設法地隱藏自己，但我並沒感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整個事件似乎過於荒誕不經。英國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觸犯了法律。其實，在政治大屠殺中，抱有這種信念極度危險。有一個要求全力抓捕麥克奈爾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許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襲、搜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實際上，我們認識的許多人都已被關進監獄，只有那些仍在前線的人暫時倖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運送難民的法國船隻，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傾力交涉，我們才總算辦好護照簽證等手續。領事在那個星期裡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煩意亂。我們應該儘早離開這裡，越快越好。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布港鎮①的列車，但通常遲至八點半才開出。按照我們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預定了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帳單，儘量在最後一刻才離開旅館。她只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別人注意，否則旅館的人肯定會去報告警察。

　　我在七點左右來到火車站，卻發現列車已經開出——6：50就開走了。火車司機大概和往常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幸好我們及時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裡吃了晚餐，經過謹慎打聽，我們發現這家餐館的老闆是個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三人房間，當然沒有報告警察。這是五個夜晚以來我第一次沒有和衣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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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靠近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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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從旅館裡溜了出來。火車晚點出發近一個小時。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長信，對他們講了柯普的案件——柯普無疑是被錯捕的，前線急切地需要他，無數人將會證明他沒有任何過錯，等等。信寫在撕下的筆記簿的紙上，字跡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點麻木），寫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擔心他們是否能夠讀得懂這封信。無論如何，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樣都沒起作用。雖然我寫了信，但此後六個月裡，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殺害的話）依然關在監獄裡，既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釋放。

　　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這些信是他托被釋放的囚犯偷帶出監獄，然後在法國寄出的。信裡說的反復就是這些內容——被監禁在肮髒陰暗的窄小牢房裡，食物既肮髒又少得可憐，由於衛生條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監獄拒絕給予任何醫療護理。我已經通過英國和法國的許多渠道證實了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他保持聯繫了。柯普只是數百個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沒有人知道再雜遭受類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終於，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線。我們乘坐的列車掛有一節頭等車廂和餐車，這是我來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羅尼亞的列車也只有普通車廂。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四處悠轉，隨時記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轉到餐車看到我們正在用餐時，他們似乎很高興看到我們這些地位高貴的人。世事變化無常，真是奇怪極了。

　　僅僅在六個月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仍在掌握權力時期，無產階級的衣著打扮備受人們的尊敬。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的路上，一個和我同車的法國商務旅行者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趕快收起高襯領和領帶，否則到了巴塞羅那人們會從你身上扯下來的。」他說的似乎有點誇大其詞，不過這也至少表明人們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變化的。進入西班牙邊境後，果然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衛兵盯上了一個穿戴考究的法國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起來資產階級味道太濃厚了。

　　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資產階級的衣裝打扮成為一種逃避災難的最好辦法。在簽證辦公室，官員們在一犖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細查找我們的名字，幸虧警察的效率低下，我們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沒有麥克奈爾的名字。我們從頭到腳都被搜查過了，但沒找出什麼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遣散證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師就是原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

　　我們總算逃過了這一關。整整六個月之後，我再次來到了法國的土地上。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山羊皮水袋和一盞小鐵油燈，阿拉貢的農民用這種燈來點橄欖油。這種小油燈的形狀和兩千多年前羅馬人使用的赤陶燈幾乎一模一樣——這是我從一個被毀壞的小屋裡揀到的，無意中裝進了行李袋。

　　事實證明，我們逃跑得非常及時。我們所看到的首份報紙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間諜罪緝拿麥克奈爾的消息。西班牙當局宣佈這一消息顯然有點操之過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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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西方國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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