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6)_奧威爾

十六

　　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抨擊：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這令人不快，特別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這些罪名。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擔架從前線抬下來，從包裹著的毯子中露出慘白的臉，再想到倫敦和巴黎那些圓滑世故的人正在寫小冊子證明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的法西斯分子，這實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戰爭的最恐怖的特徵之一，就是煽動戰爭的那些宣傳、叫囂、謊言和仇恨，全都出自從來不上前線作戰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線認識的加聯社黨民兵，我從國際縱隊那裡認識的觀測的人，他們從沒認為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只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對許多事情信口雌黃、妄加評論。

　　那些人寫小冊子反對我們，以及在報紙上辱駡我們的人，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何止數百英里，大多悠閒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來到巴倫西亞的報館裡侃大山。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常習的戰爭材料、英雄故事和敵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從不參加戰鬥，或戰鬥一旦打響就狂逃百里的人編造完成的。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認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樣弄虛作假、虛偽透頂。[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們這一邊，即政府這一邊，這場戰爭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弄清其本質。

　　戰爭剛一開始，左翼和右翼的報紙就仿佛同時跳入同一個相互辱駡的污水坑之中。我們都記得，《每日郵報》的海報說「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是由殺人犯、白奴販子、癮君子、歐洲各國的人渣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還說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亂跳的兒童築成路障（這樣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隨手可取的），阿瑟·布賴恩特先生宣稱，在忠誠的西班牙人中，要「鋸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寫這種文字的人從不參加戰鬥，可能他們以為寫作已經足以替代戰鬥。在所有的戰爭中都是如此，戰士打仗，記者叫喚；除了短暫的宣傳旅行外，自詡真正的愛國者從不在前線的戰壕裡停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面，這倒有時讓我感到快慰無比。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景象：一名彈片穿身的沙文主義者。

　　----------------------------------------
　　[1]我把《曼徹斯特衛報》作為一個例外來看待。在與本書有關的工作中，我查閱了許多英文報紙的檔案。在我們的大報中，《曼徹斯特衛報》是唯一讓我對它的誠實倍加敬仰的報紙。
　　----------------------------------------

　　在新聞記者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喧囂紛爭。僅存的差別，是記者並不會對敵人進行最惡毒的咒駡，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是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開始相互發動更厲害的文攻，而且遠遠超過對付法西斯主義者的激烈程度。不過，那時我並未讓自己太過當真。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但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內部的激烈爭吵而已。我不相信這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認為，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儘管反對革命向前發展，卻無力把革命拉回來。

　　對於這一點，我有充分的理由。在這期間我一直待在前線，前線的社會政治氣氛沒有發生變化。在我一月處理開巴塞羅那到前線、直到四月底離開前線這段時間裡——實際上也許持續到更晚一些時候——阿拉貢一帶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制的，這種局面一直持續下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革命氛圍一如我最初瞭解的那樣。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拿同樣的薪金，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稱別人為「你」和「同志」，沒有老闆，沒有僕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神職人員，沒有卑躬屈膝，沒有脫帽致敬。我呼吸著平等的空氣，我甚至簡單地以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只是碰巧置身於西班牙工人階級最革命的隊伍裡。

　　所以，當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訴我，不能只根據軍事態度來評價一場戰爭，因為這種態度僅處於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時，我真想嘲笑他們。總體上來看，我接受共產黨人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說，「不贏得戰爭，我們就不能談論革命」；我並不接受馬統工黨的觀點，他們也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否則我們就會後退。」後來，我漸漸地認為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至少比共產黨人的觀點正確，這並不完全是根據理論推導出來的。如果只是紙上談兵，共產黨人的情況會是一個好榜樣，麻煩的是他們的實際行動使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出於真正的信仰才這麼做的。「戰爭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號，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

　　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打贏戰爭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其次，這個口號只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努力爭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適宜的時候，而是確保它永不發生。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制，隨著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藉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制重新引入資本主義制度。請注意，我並不是在對一般的普通共產黨人說三道四，也沒有對在馬德裡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產黨人有絲毫的不敬。因為這些人都沒有直接參與制定黨的政策。至於那些身居黨內高位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敗了，爭取戰爭的勝利也是值得的。我終於開始懷疑，最終是否能因西班牙共產黨人的政策而贏得勝利。幾乎沒有人能從中得出結論：不同的政策也許適合於不同階段的戰爭。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兩個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個節點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共產黨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間挽救了局面，但要贏得戰爭那還得另作別論。在英國，共產黨人的戰爭主張被無可爭議地接受下來，因為報紙上幾乎不允許出現批評意見，因為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生產，部隊實行軍事化，這些一般路線乍聽起來是現實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內在的問題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時期的發展趨勢，使戰爭盡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戰爭，那就必須放棄實際存在的戰爭機會。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又不被武裝的情形。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於革命活動。結果呢，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裡後退，可是這根本沒有發生。相對而言，這些也許只是一樁樁小事。

　　更重要的是，一旦戰爭被狹義地理解為「爭取民主的戰爭」，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如果直面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儘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於衷。在西班牙戰爭爆發的第一年，據說英國公眾為各種「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萬英鎊，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內就被用於製作各種宣傳海報。罷工和聯合抵制等產業行動是民主國家工人階級聲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式。但這樣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各地工党和共產黨領袖都聲稱這是不可思議的，毫無疑問，只要他們仍在高叫「紅色」的西班牙並不是「紅色的」，他們就是正確的。

　　自從1914到1918年「爭取民主的戰爭」以來就存在著一種用心險惡的聲音。多年之後，這些共產黨人還在勸導好戰的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先說「民主是個騙局」，然後再說「為民主而戰」，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策略。由於得到大名鼎鼎的蘇聯的支持，他們向全世界的工人呼籲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反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