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78)_學達書庫

七八

　　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奧威爾寫給家裡的信經常寄給康芒。信的內容無所不包，隨意地談論著天下事，家庭瑣事，混雜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怪怪的：歐洲嚴峻的形勢轉而又談論沃林頓小農場抽水馬桶的毛病；在比較法國與英國殖民統治後，又大談特談哈福德郡的家畜養殖業（「我對那些母雞感到很傷心，不過我想他們不久也該下蛋了。」）到10月中旬，他們終於在別墅內安頓下來——據艾琳估算，配備家具的費用約為10英鎊——奧威爾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小說創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寫給約翰·斯克茨兩三封信。約翰·斯克茨是一位保險經紀人，曾到過普雷斯頓·霍爾拜訪過他。約翰·斯克茨曾問起他小說主人公的職業背景（「我對於保險經紀人到底從事什麼工作，並不是很清楚」）。摩洛哥的蕭條乏味讓他抱怨連連，但無可置疑間接地推動了小說《遊上來吸口氣》的創作。這部小說可以看作是對逝去的舊英國的一首挽歌。

　　奧威爾早期作品的一個特點是把自己的各個方面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上，但他不能完全做到融為一體。《遊上來吸口氣》是這些作品中最有獨創性的，也許影響力最大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約翰·弗洛裡、多蘿西·黑爾以及戈登·康姆斯道克分別來自與奧威爾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不同的社會階層。然而，《遊上來吸口氣》中的主人公喬治·鮑林卻不同，他所處的社會階層更要低幾層。鮑林長得胖乎乎的，已近中年，妻子希爾達社會地位高一些，整日沉悶無趣，孩子也毫無個性。他們住在倫敦西部的邊緣。有一天，他突然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想要故地重遊，回到度過童年的牛津郡，回到父親曾作為小商販掙扎養家的小鎮。對這趟旅途希爾達充滿了懷疑，其間曲曲折折，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中：鮑林一直為腦海中出現的景象所困擾，呼嘯的炸彈，路上黑壓壓的難民。一點兒也不出乎意料，這次旅行是失敗的——洛厄·賓菲爾德的小村莊面目全非，小時曾見到裡面有碩大鯉魚穿梭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池塘也乾涸了。更糟糕的是，他潛心積慮編的謊話跟希爾達的陰謀詭計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小說結尾的調子奇特怪誕，憂心忡忡。該做的事情沒有完成，人生的真正目標還在天邊飄忽不定，能夠看得見唯一的過去的實物，已非舊貌。誰能想到他小時候曾在這裡縱情嬉戲呢？

　　也許令人絲毫不足為奇，《遊上來吸口氣》中主人公的父親是一個肮髒市鎮的被人欺的小商販，小說在這點上明顯地得益於H.G.韋爾斯的小說《波利先生的故事》。避債的波利先生回到自己的舊家，現在已被改為茶鋪，由妻子接待顧客，這是重要的相遇的一幕；在《遊上來吸口氣》中，鮑林進了香煙鋪，在裡面呆了半分鐘，看見了他的初戀情人埃爾希站在櫃檯後，目光呆滯，儼然一個醜陋的老婦人。小說也預示了凶兆。鮑林的一位朋友叫波蒂厄斯，是一位退休的校長，喬治·鮑林追隨著他。可以理解，波蒂厄斯為他注入了成長中缺少的一些「文化」因素。波蒂厄斯並不是一個特別雄辯的人物——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很難想像他與那位胖乎乎的保險經紀人相遇的情景——但也許小說中預言式的時刻間接與他有關係。鮑林曾問過波蒂厄斯對希特勒的看法。波蒂厄斯回答說希特勒完全是朝生暮死，之後他為他的這位朋友讀了一首詩。第一次這位校長甚為熱情的話語並沒帶來慰藉，相反，鮑林心裡掠過一絲奇怪的感覺。「他死了，他是幽靈。所有像他一樣的人們都死了。」在戈登·康姆斯道克慷慨激昂的演講中給人留下了一樣的印象；在《一九八四》溫斯頓與朱莉婭的為人所知的交流中，也留有如此的印象。

　　《遊上來吸口氣》佔據了奧威爾在摩洛哥的大部分時間，但他還有其他文學任務。他繼續對關於西班牙的書籍作評論，而且鬧得沸沸揚揚（對E.阿林森·皮爾《西班牙的教堂1737》及埃諾·奧黛菲的《西班牙聖戰》那篇評論招來了兩位作者的抗議），他還為《阿黛菲》雜誌寫過一篇文章，題目為「關於危機的政治回顧」。他的結論是英國人民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反對任何好戰的黨派，但如果號召他們加入戰爭，他們會義無反顧的。在這種氛圍中，左派讀書會為捍衛民主煽動戰爭，使得工黨失去了預期大選的機會。他讓穆爾放心，說氣候對他有好處，但他的健康狀況還是引起了關注。12月初，艾琳曾給傑克·康芒的妻子寫過信，講到他病了一周了（艾琳自己也病倒了），還神秘地提到「他的病是病癒過程中必要的階段；現在看來是我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艾琳這句話是何意？「現在看來是最嚴重的」指的是精神萎靡不振（信的內容緊接著是抱怨摩洛哥單調乏味的生活），還是身體真正精疲力竭呢？艾琳在信中談到了別墅井然的日常常規——僕人每天很早就到了，帶來了早餐吃的新鮮的麵包與牛奶，午餐與晚餐吃的蛋，黃油和水果——沒有詳述當時生活肯定面臨的孤立隔絕的一面。奧威爾的日記，雖然記得非常詳細，但也沒什麼有趣的：農耕法，土地使用期，「我所見到的最為悲慘的」阿拉伯葬禮等。談到葬禮，他寫到，一口粗糙的木棺，不足兩英尺深的坑，被扔下去的屍體無物可遮，上面只有一個土石堆，一端擺放著或是一塊磚，或是一隻破舊的罐子。

　　住在卡薩布蘭卡大道時的那個聖誕節過得真是馬馬虎虎。寒流使果樹凍結了，艾琳病倒了，聖誕布丁從英國還沒有運到，奧威爾自己承認直到傍晚他才記得那天是聖誕節。年末的信件把他的思緒牽回在巴塞羅那度過的最後的時光。那天他得知考普在關押了18個月之後釋放出獄後，就拿起筆給弗蘭克·傑利尼克寫信。弗蘭克·傑利尼克是《曼徹斯特衛報》駐西班牙左翼記者。生性直率的奧威爾談到他認為自己在出逃前曾在路邊的咖啡館見過傑利尼克，要不是他有每個共產黨員都是間諜這樣的想法，他當時就穿過馬路同他講話了。（奧威爾寫道，我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我不贊成「凡能推動黨的事業的發展就是正確的」這套論調。）儘管這些，奧威爾對於考普的出獄相當現實。共和國政府在百般折磨後卻放他出來，真是「愚蠢到了極點」。在聖誕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節禮日，他給傑克·康芒寫了一封信，袒露了他的心跡。信的內容大部分在談沃林頓的母雞不下蛋了（看來似乎雞沒得什麼病，否則的話，不光不下蛋，也該早死掉了），他也談到了當地的阿拉伯人，他喜歡與他們接觸，但苦於無路，還有他的作品計劃。《遊上來吸口氣》四月完稿。奧威爾自認為原稿不像樣，但同時承認他喜歡裡面的部分內容，而且認為開創了一個大的主題，而此前一直無暇精心雕琢。令人迷惑，他還提到一本巨著，有兩三卷，計劃實施完成要花上幾年的工夫。信的這些內容籠罩在淡淡的哀怨中，想想他一直陷入財力、糟糕身體的困境吧。他密切關注著風雲變幻的歐洲，唯一所求的就是有充足的時間從事寫作。「告訴你，我多麼希望在今後的幾年裡，能夠快樂自在，擺脫牢獄之苦，擺脫缺錢的憂慮啊。」

　　但他意識到對於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左派來說，時間不多了。9月回來後，他簽署了一項獨立工党宣言，印發在《新領導》上，題目為「戰爭到來，必須抵制」。1939年1月他寫給赫伯特·裡德一封信，大略講述了這次抵制的規模。赫伯特·裡德曾送來一份《向自由革命者邁進》的宣言，作為自己號召民眾拿起武器的呼籲。奧威爾認為該是為非法活動進行組織的時候了——掌握大批的紙張、印刷機以便印發反戰的宣傳冊。裡德感興趣嗎？幾個月之後，奧威爾又寫了第二封信，強調自己的革命立場。在當時情況之下，他幾乎算是現代無政府主義者。比如，他提到雜誌《叛亂》。這份雜誌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發表了6期。他還斷言，不做準備，萬一有意外，必孤立無援。——而裡德則提議如果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秘密備戰，豈不荒謬。同時，奧威爾預測，大部分左翼分子只是將自己同「法西斯進程」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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