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76)_學達書庫

七六

　　離開人世的60年後，邁爾斯一直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在當時的年代中，他作為小說家聲名顯赫——他的原創《英國文學手冊》（塘鵝出版社出版）為他奠定了根基——但以後卻明顯地隱落了。求學時，他一直就讀在伊頓公學，剛20歲出頭就繼承了一筆財產，相當富有。他的生活用他的朋友、小說家L.P.哈特利的話來說，真是「悠閒無憂，平淡安靜」。似乎這一切將邁爾斯置於一個淩駕於他的年幼的被保護人之上的位置，但有人懷疑奧威爾覺察出邁爾斯內心的不安與騷動，並為之所吸引。他患有憂鬱症，在那段時期中，他滿腦子都是共產主義，所寫的小說傾向於反映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衝突。如四部曲《近與遠》（1929）雖然背景設在虛構的16世紀的印度，但內容卻充滿了對當代的隱射。據邁爾斯的傳記作家講，他「認為，成為真正意義上人的自由的人道主義之不足是……也就是說，他有邪惡感。」顯然，這自然引起另外一個人的共鳴：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他不斷探索自由人道主義的一些局限。邁爾斯雖未完成此大業，但他急迫地需要與奧威爾的探求「鏈接」上了。邁爾斯畢竟是位作家，他曾說過，讓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從倫敦繁榮大街皮卡迪利大街走過都會讓他感到壓抑，感到沮喪。關於奧威爾與邁爾斯之間的關係我們知之甚少——300英鎊的最終來源從未透露給奧威爾，即使在1944年邁爾斯離開人世以後（他自殺身亡）——戰爭初期，兩人一直保持關係，邁爾斯關於戰爭政治立場的鄭重聲明在奧威爾的日記中得到了肯定。

　　與邁爾斯的思想的不謀而合進一步說明了奧威爾在20世紀30年代晚期的思想動態。來自歐洲大陸的消息越來越重要。在他前往西班牙前，他對左翼政治僅僅有興趣而已，但現在他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中。他的政治過程的新變化就是他決定要加入一個政治黨派。提及到的獨立工黨是附著在嚴格意義的英國社會主義蓬鬆毛皮的一個針球，奧威爾參加該黨儘管看起來是無足輕重的舉措，但他在6月底《新領導》上發表的聲明（「為什麼我要加入獨立工黨？」）是分析奧威爾產生政治信仰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最重要的是，這是一種對寂靜主義的斷然的批評。在權利政治的年代，作家本能的衝動就是倒在一邊；在「自由言論的時代結束」的時候，持超然的態度是不可行的。事實上，這樣的時候正在來臨，作家或被迫完全向一邊倒，或忍辱負重充當最低級的娛樂手，「寫一些少數特權階層聊以解悶的東西」。在法西斯的勝利意味著創造性的貧瘠的時代裡，一個人只能成為一個活躍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僅僅同情社會主義。西班牙使奧威爾理解到了「對反法西斯的微詞」的危險。共產主義者僅僅是蘇維埃對外政策的一個工具，占主流的工党成為一個反動分子當權派的死心塌地的奴隸，（甚至在1945年後的時代，奧威爾對工党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的態度還是冷淡的）獨立工黨是奧威爾認為能夠支持的唯一的英國政黨。這是令人激動的材料——這些是奧威爾政治意圖總的陳述——但這又真的意味著什麼呢？特別對於英國左翼面臨如何應對戰爭前景的窘境他是如何考慮的呢？當時他的境況有一點很明顯：他混入了一些自由散漫左翼分子中。比如，反法西斯團結聯盟使他與本國無政府主義分子有了接觸。雷格·雷諾茲是獨立工党的和平主義分子，他使奧威爾與沃伯格之間有了聯繫。奧威爾的圈子裡都是非正統的社會主義分子，正如在以後一年半他的許多聲明表示那樣，奧威爾正朝著個人政治計劃摸索著。對他而言，那些希望反對心胸狹隘的敵人且充滿善意的人的主要問題已經很明瞭。比如說，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評論不加掩飾地寫道：「很顯然，要不將房屋碾成粉末，塗炭一切，要不就甘願為他人奴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訴丹尼斯·金法羅「埃裡克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病得很厲害。」雖然他還需精心的照料，但偶爾還能寫一篇報道：比如，他在6月為康芒刊登在《新英語週刊》上的《街道的自由》寫了一篇評論。不過，同納爾遜公司的書目暫定為《真實的貧困》的合同遭到擱淺，還只不過是草草的構思。他告訴穆爾，這篇小說還只是輪廓，等身體好了，他再動筆。這封信進一步印證了奧威爾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饒有興趣地提到他曾寫到的「主題無外乎是和平主義」的小冊子。不過這從未出版過——獨立工黨出版委員會拒絕的理由是「太長，太專制」——不過也無人再追問，這倒成了反映戰前奧威爾思想意識的一個側面。他對文學政治的興趣變得越來越狹窄，他曾給康芒寫過幾封信，信中隱約透露出他要解剖出版業的問題。奧威爾那時以及今後的觀點是一篇書評的長短與調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廣告商在廣告中投入了多少。如同那本丟失的倡導和平主義的小冊子，這也佐證了奧威爾對自己狂熱的事物有一種「專制主義」的心態。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將來，所評論的書與出版商之間當然會有一層關係——20世紀30年代是這方面最腐敗黯淡的時期——奧威爾猛烈抨擊他認為的「評論圈中醜惡的現象」。當時，他一定已不安地覺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觀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雇傭文人，還差幾個檔次。早在傑弗裡·戈爾看到奧威爾的書上市前，奧威爾早已發現他的朋友傑克·康芒的書已在書架上了。任何文學時代都存在諸如此類的低水準的伎倆，強調這位來自愛來斯福德療養院的人士指出這種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們想要指出，奧威爾是一個精明的、善於操縱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學生涯中，他善於利用各種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關係。在他人生的這段時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並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響上達與之關係密切的有閑階層，如康諾利（他即將出版的《希望的敵人》使他一躍成為譽滿英國的年輕的批評家），下至為不足掛齒的各類週報賣命的底層文人，像傑克·康芒。康芒那時似乎同他這位哈福德郡的鄰居關係密切。根據安排，他應該負責掌管奧威爾的鄉下別墅。別墅的歷任主人一針見血指出別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設施（奧威爾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別墅太不像樣了。」艾琳還提到沒有熱水、洪水易氾濫等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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