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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沃林頓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羅尼亞致敬》也初稿漸成。隨著佛朗哥的軍隊緩慢卻殘酷地挺進共和國的領土,奧威爾逐漸地意識到了共和國最終的命運,他過去原有的熱情消退了。他曾于10月份在索思伍德鎮向康諾利談起他一直過著「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著戰爭以後的情景,他感到悲傷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時,康諾利曾一直想看望奧威爾,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遠處不過是弗雷加)。奧威爾手頭拮据,但近18個月的經歷至少為他提供了一塊可供他耕耘的文學田地。他繼續寫著關於西班牙的書評,並開始不時地寫一些越來越平常的反映英國經濟蕭條時期的報道。例如,《時代與潮流》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漢利的《灰色孩童》,沃爾·漢寧頓的全國失業勞工運動的《貧困地區問題》,還有關於憲章運動的歷史。12月初他曾向穆爾講過《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草稿已完成。他還提到一部小說,內容是「一個男人度假,力圖暫時逃避來自社會來自個人的責任」。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說《遊上來吸口氣》的內容。

  也許奧威爾想過,以後的生活這樣度過:一年寫一本書,守護著沃林頓的小農場,守護著艾琳。但幾個月的生活已經讓他吃到了苦頭。他本來身體健康狀況就不太好,還未從戰壕的艱苦生活中恢復過來,現在條件如此惡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現在部分因病而退役的奧威爾面前的是沃林頓的刺骨蕭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納·赫彭斯托爾造訪了他的住處。那裡與世隔絕,一派衰敗的景象。在雷納·赫彭斯托爾的眼中,這「算不上一個好的莊園」,相鄰的村子也是「荒蕪淒涼」。臭氣熏天的棚子裡養的兩隻山羊似乎是奧威爾畜牧業全部的經營範圍。馬路對過是狹長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奧威爾共同開挖出來的。赫彭斯托爾注意到,儘管天氣嚴寒,也沒有暖氣,但奧威爾夫婦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儘管奧威爾的書已完成,預計春天出版,但去年的事情仍縈繞在他的腦海中,久久難以忘懷。他曾為亞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寫過評論。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聞編年史》的記者,在馬拉加陷落後曾沒經任何審判被投入監獄之中。此外,奧威爾還曾為《時代與潮流》做讀者諮詢。一位讀者詢問為何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對西班牙的衝突著書提出看法觀點,奧威爾如數家珍倒出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過,倒是沒有洩露什麼機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週刊」一筆帶過——捲入是非爭端的人都不知曉奧威爾到底把矛頭指向了誰。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蒂默感到很惱火,但他表面上卻彬彬有禮(他的回復是「你所說的並不是十分真實的」。),他根本沒讓編輯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後來,雷蒙德被告知奧威爾這樣做是經過政策的審查的,他這才出於禮貌向奧威爾表示了歉意。儘管奧威爾並沒有因此而與其一刀兩斷,而且以後又為該報寫過兩三次的評論,但遞給他的這束橄欖枝他卻婉言謝絕了。他對雷蒙德說:「我認為《新政治家》應該為它片面的觀點而受到應有的責備,我想你不能責備我。」他和雷蒙德關係一直很好。後來,他同金斯利·馬丁見面時,也許又談論此事,而馬丁一直稱這是「一場誤會」。但奧威爾絕無原諒之意。

  1938年初,戰前那種若有若無的飄落流離之感——舊通道已關閉,新途徑尚未開啟——又充斥著奧威爾的生活。他離開了戈蘭茨——他的主要資助商——轉而投奔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雖對他熱情有加,但卻未與他達成商業聯盟。他的書已存放在印刷所,但這類書的市場已經飽和。眼前前景黯淡,他只得勉強地但卻是真誠地準備應聘《勒克瑙先驅報》的一份工作。他的態度嚴肅認真,2月中旬他前往倫敦,接受了印度辦事處A霍頓·喬伊斯顧問的審查。喬伊斯顧問認為奧威爾是一個不安定分子,若是紙上合同到期,奧威爾還會繼續留在印度,從事「極端分子的活動」。其實,暗地裡已有人向《勒克瑙先驅報》的編輯德斯蒙德·楊提醒要提防奧威爾,但奧威爾似乎把這件事看作是十拿九穩的。在同喬伊斯會面的前兩天,他還告訴傑克·康芒,他不太想做事情,不過這倒是一次良機去見識一下「有意思」(奧威爾所用的形容詞)的事情。實際上,他想做的無外乎過上幾個月的「行僧的日子」,好好構思他的小說。

  但是,由於他的身體日趨惡化,去印度、寫小說以及諸多事情都被擱置到了一邊。3月初,他的病情急轉直下。具體的情形並不是很清楚,但據艾琳講,他在3月8號開始「病倒」,在隨後的一周裡,他的病一直沒起色。在他寫給康諾利的3月14號的信中,他提到,他吐血並準備去肯特郡的一家療養院進行透視。療養院名為普雷斯頓·霍爾,在愛來斯福特附近。勞倫斯·奧桑尼斯是那裡的會診醫生。就在這封信寫過之後,奧威爾的病情甚至達到病危。在艾琳寫給傑克·康芒的3月15號的信中,談到了「危險的昨天」,談到了血似乎無休止地流著。——康芒顯然曾從鄰村被喊來幫忙。奧威爾在3月15號就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考慮到路程的遙遠,就在前一天晚些時候,派來了一輛救護車。奧威爾自始至終對自己的病都是悲觀失望的。無疑,醫生總是告訴他沒什麼大病。在他大出血前幾個小時,他還這樣對西裡爾·康諾利這樣說,讓他放心。不管怎樣,他總歸可以找藉口不去印度了,其實,本來他就不想去。他病得很重,醫生讓他徹底臥床休息幾周。直到9月1號,他才出院——從入院那天算起,已經是5個半月了。

  他到底得了什麼病?最有可能,最順理成章的病因是肺結核。就在7月底,奧威爾35歲生日的前3天,艾琳給德尼斯·金法羅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頭兩個月裡,他的兩片肺葉都有結核病狀。這在當時是「毫無救治希望」了。然而,為奧威爾治病的醫生卻判定他的主要疾病是支氣管擴張,他先天支氣管就有缺陷。這個診斷結果即使對於一個門外漢,也是莫名其妙的。奧威爾的病歷表明,他曾3次咳出血來。看來,這樣的診斷更是荒謬無比。但是,想想當時的一切還處於開發治療肺病的早期階段。X光線透視技術還處在繈褓之中:證實與結核狀況類似的肉狀瘤的存在,耗費了10年的時光,更不用提新藥了。不管對他的肺病如何裁定的(醫生發現肺部有非傳染性機能障礙要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治療方法都是一成不變的:休息,加強鍛煉,不要過度勞累。與他身邊親近的人相比,他更加鎮定自若。在奧威爾入院後的一、兩周後,他曾寫信給傑克·康芒,大部分在談論康芒的即將出版的書《七變》。他無所畏懼地鄭重表明:「我認為我沒生什麼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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