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奧威爾說，如果他想把他瞭解的西班牙的局勢及政府的所作所為壓縮成6行字，編輯部絕對不敢鉛印出來。「你們沒這個膽量。」這裡是他的充滿火藥味的結束語：

　　另外，告訴你們的娘兒們朋友斯彭德，我在保留他關於戰爭的豪言壯語的樣品，有朝一日當他因為自己曾經寫這些東西而羞恥，就像現在那些曾在一戰中搞戰爭宣傳的人如今感到無地自容一樣，那時候我會愉快而猛烈地將其擦掉。

　　奧威爾為何偏偏與倒黴的斯蒂芬·斯彭德過不去，把他當作自己發洩怒氣的出氣筒，其中原因不是十分清楚：20世紀30年代晚期英國文壇有關西班牙的詩詞、敘述和宣傳作品舉不勝舉，比起這位28歲《維也納》（1934）和《破壞元素》（1935）的作者，冒犯奧威爾的蹩腳者大有人在。其實，那時他只是從報紙文章中得知斯彭德的。似乎他把斯彭德作為一個懷有良好意願的，從未參加過戰爭的左翼分子的化身。這類人單純熱情，對危急事件缺乏瞭解，且理解不深。幾年後，同樣奧登也遭到粗暴的對待。

　　1937年的下半年，奧威爾除了偶爾去倫敦及別處，一直都待在沃林頓。他一面餵養著動物，擺弄著花園，一面埋頭寫著未來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回過頭看看這段時期他的生活吧，在如此短暫的時光裡，誰能不驚歎他的變化呢？在18個月之前，他還是一個單身漢，就職于漢普斯德的一家書店。如今，他卻是有家室的人了，帶著永恆的政治信仰，帶著喉嚨處遺留的彈孔，勞作於赫特福德郡的一個小農場裡。不僅僅他的生活改變著，窗外的世界也在變化著。戰爭迫在眉睫：奧威爾這一階段的信件及日記充滿了對即將到來動亂的不祥之兆。同時，過去的恐懼不能置於一邊。1937年夏天奧威爾幾次的沃林頓之外的遠行都與西班牙有關。比如，7月底，他前行布裡斯托爾參加聲援斯特拉福德·考特曼的大會。考特曼捲入了統一工黨的是非之爭，被當地的青年共產主義聯盟開除在外，住所也遭到了憤怒的糾察隊員的監視，而這些糾察隊員是他過去的戰友。8月初，他參加了獨立工黨開辦的暑期班，地點在萊奇沃思附近。約翰·麥克奈爾作了九個月的戰爭的報告。大家為死難者——亞瑟·錢伯斯和鮑勃·西米雷——默哀2分鐘。然後，馬約裡、布蘭思韋特等幾個人談了他們的經歷見聞。奧威爾也敘述了一下，但很勉強。

　　許多年後，雷納·赫彭斯托爾回憶起大概在這段時間與奧威爾的一次奇特的接觸。那時，赫彭斯托爾新婚不久，住在漢普斯德的客居兩用房。赫彭斯托爾夫婦在一家當地的意大利餐館招待了奧威爾。這家餐館飯菜價廉。飯後，他們盛情邀請他留宿一夜。赫彭斯托爾家裡沒有多餘的床，但他們有一把「多功能的椅子」可供這位客人使用。然後，3個人在同一房間睡下了。夜裡，瑪格麗特·赫彭斯托爾醒來，發現奧威爾在來回走動，一絲不掛。他立即向女主人道歉解釋說，自己在找廁所。話語彬彬有禮，毫無一絲尷尬。瑪格麗特·赫彭斯托爾確信自己一直面朝牆壁，直到奧威爾完成此項大業回來。從這裡，可以隱約看出奧威爾性格的一面：超然脫俗。在這些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下，奧威爾表現出輕鬆自在，換了別人的話，難免會局促不安的。安東尼·鮑威爾還記得幾年後發生的又一件事情。在一次舉辦的較小的舞會上，大多數到場的客人身著晚禮服，奧威爾則穿著蹩腳的燈芯絨衣服。他停下含混地問主人鮑威爾：他這樣穿著可以嗎？鮑威爾想，如果他回答不行，奧威爾的反應又會是怎樣的呢？也許，把奧威爾說成脫離現實生活有誇張之嫌，但他有時的確表現得過於自我專注，對周圍事物過於冷漠。

　　奧威爾其實對人們如何看待他非常在意，特別是當他從巴塞羅那回來後的幾個月，有人對他充滿敵意時，他更是如此。8月底，他曾寫給維克托·戈蘭茨一封長信，催促他能夠從中斡旋，以解決自己同《工人日報》之間的紛爭。戈蘭茨與該報社關係甚密。《工人日報》對奧威爾的興趣始於3月。那時哈裡·波利特·把奧威爾的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作為打趣取樂的對象（「我相信，如果奧威爾先生聽聽左派書界是如何議論他的書，那他就會下定決心不會再寫他弄不懂的事情了」）。從那時起，「工人階級身上有臭味」的看法就一直被認為是出自奧威爾之口（事實上，奧威爾聲稱中產階級是被教導這樣認為的。——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奧威爾請戈蘭茨轉告報社編輯，如果他們在重複這個「謊言」，他就要發表他的回贈的言辭了。同時，奧威爾還關注著另一場重大的戰鬥，那就是針對剛從西班牙歸來的統一工党的退伍軍人的「有組織的誹謗」。比如考特曼，住房遭到監視，本人被青年共產主義聯盟開除——這還算不上嚴重的境地呢——除此之外，他還被人在信中誣陷「拿著佛朗哥的賄賂」。如果奧威爾受到這樣的誣告的話，他必定會上訴的。關於工人階級「有臭味」的議論已漸漸平息下來，但一個月內，奧威爾仍在《工人日報》筆伐統一工黨的戰鬥中出頭露面，儘管是匿名的。事端的挑起者是弗蘭克·弗蘭克福特。他是獨立工黨阿拉貢分遣隊的隊員，長期在外流浪，是個令人生厭的傢伙。在奧威爾逃離巴塞羅那的時候，他還逍遙在那裡，但那時他已脫離了政黨。他曾被短期關在監獄裡，不過倒並不是因為政治異端，而是因為他從教堂竊畫的偷盜行為。回到倫敦，他曾在九月初去過獨立工黨的辦公室。第二次去的時候，他還領取了發給從西班牙歸來的退伍軍人的補貼。一個星期後，《工人日報》上發表了一份來自巴塞羅那的譴責統一工党作為法西斯第五縱隊的聲明，作者姓名為「F.A.弗蘭克福特」，日期為三星期前。具體指控如下：統一工黨與民主主義者之間表現出「公開的友善行為」；在阿勒庫比雷一次一輛輕型機動車夜晚越過法西斯戰線時，考普分遣隊的哨兵卻置若罔聞。弗蘭克福特到處散佈彌天大謊到底出於什麼動機，無人知曉。惡意中傷肯定有之。後來他對奧威爾的言語的狂轟濫炸完全出於個人的情緒。當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奧威爾發表在9月24日的《新領導者》反駁中的潛臺詞卻只集中弗蘭克福特的個人的道德品質上。這份駁辭得到了所有能聯繫到的有關人員的簽名。弗蘭克福特曾表明「統一工黨似乎很願意將我剔除出去」。其實，不辭而別就離開陣線，沒有被槍斃，他應該算是幸運的。奧威爾推斷，這份聲明是由巴塞羅那的一位記者草擬，弗蘭克福特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簽了字。不管事實真相如何，顯然，弗蘭克福特是一個為非作歹的無賴，如同蒼蠅一般，哪裡有腐肉，就飛到哪裡。他對奧威爾的一切評價不值得認真看待。多年後，在與安東尼·鮑威爾通信中，他曾聲稱他遭到槍擊時，一直在同奧威爾談話。但這似乎不可能的。那時，與奧威爾在一起的是來自美國的民兵托洛茨·米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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