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48)_學達書庫

四八

　　秋天奧威爾花了更多的時間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上。摩爾開始為他協商給《新聞紀事》寫連載，這標誌著奧威爾地位的提升。這種給流行報紙寫連載幾乎成為戰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套路是由有名的文學代理人A.D.彼得斯提出來的：「連載就是8萬字。你先寫一個5千字的部分，定下一個基本場景，男女主角在此期間相遇，最後一行必須要有妙語。然後寫第二部分，大約3千字，也要有妙句。編輯會對前兩部分付酬金。」報酬還不錯——大概是350英鎊，還可能最後寫成一部小說。也許是註定的，奧威爾異乎尋常地不適應這項工作。9月末給赫彭斯特爾的信中，他說這樣的寫作就是「無法形容的折磨」。儘管他可能是延續了彼得斯的模式，但是，這個故事卻是它講的東西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一個星期的「痛苦」之後，這篇「糟透了的東西」呈給了摩爾，他帶著「微小的希望」期待這篇文章好歹能有些優點。奧威爾是對的：這是他唯一一次嘗試給流行新聞界寫作。但是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慮。他的小說即將完成。他還計劃去索思伍德度假，從那裡他可以到海濱的諾福克去拜訪和米德爾頓·默裡在一起的赫彭斯特爾。艾琳不會和他結婚，因為她沒有真正的收入，又不願意白白靠他的收入養活自己——但只要她結束學習，下一年還是有希望。他被邀請去伍德福特的文學協會演講，這充分證明了他的職業地位。他給400餘人講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告訴赫彭斯特爾說「大受歡迎」）。勞福德路的家庭解散了。到了秋季中期，只有奧威爾還留在那裡，而租金的負擔讓他經濟很緊張。有沒有可能從戈蘭茨那先拿到預付款呢？他在11月初向摩爾表達了自己的這個意向。在他正為小說的結尾部分而努力工作時，對金錢的擔憂是他最不想要的。

　　發表在《新英語週刊》上對《北回歸線》的評論暗示著奧威爾思想轉變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對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亞式生活的平鋪直敘回顧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說中對世界從下向上的看法與宗教信仰的衰落聯繫起來。奧威爾認為，這種衰落的結果之一就是「對生活的物質層面隨意理想化」。像《北回歸線》這樣通過坦白的事實描寫性的小說，也許把鐘擺搖得太過了，但搖擺的方向是正確的。奧威爾總結說，人雖不是《格列佛遊記》中雅虎那樣的人形獸，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時時提醒自己這一點。對於生活同樣的興趣讓他這一年早些時候在《阿黛菲》上發表了關於工人階級作家傑克·希爾頓的《凱列班的尖叫》的評論。這本書是從內部來探討它的主題的。奧威爾說：讀者對貧窮有深刻的感覺，而不是僅僅瞭解到關於貧窮的一系列「事實」。奧威爾對這類的作品有所反應是因為它們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師的女兒》中小說情節發展的要求有時會有些阻礙。

　　擴展來說，像戈登·康姆斯道克這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這個過時的年輕詩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書店工作，晚上悶在威斯別克夫人的寄宿處，追求處女羅斯瑪麗——換句話說，這完全不像奧威爾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發表了3部小說，住在自己的公寓裡，差不多準備結婚。在奧威爾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讓葉蘭繼續飛揚》是與他自己作家生涯聯繫最緊密的小說。而這個標題要追溯到《牧師的女兒》中特拉法爾加廣場一幕，這裡被免去聖職的牧師托波爾斯先生顫聲唱著嘲弄的聖歌。然而它註定處在一個奇怪的角度來表現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它一方面展現了對奧威爾自己所處的同樣世界的另一種看法，另一方面縮減了幾年來誇大的他自己的困擾，而最後表達了一種終極的破滅感覺。評論家們總是把這種感覺和非常憂鬱的維多利亞後期小說家喬治·吉辛聯繫在一起。《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過渡性的小說，因為環境而開始的一段路程，奧威爾以前曾經也寫過類似的問題，如安東尼·鮑威爾所說，當時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個自我奮鬥的維多利亞時期富豪的孫子，他的生命力因為無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窮困的子孫們都被壓制性的個性壓垮了。他是受到好評的詩人，唯一的詩集被認為表現了「非凡的諾言」——戈登在某種程度上與機器和「高尚」生活的倫理道德都是對抗的（出現在他所住過的每個房間的葉蘭可能就象徵了這種鬥爭），他放棄了做廣告行打字員的工作（廣告業是「泔水桶的最後一攪」），而是逃避到了麥肯堅尼的書店。戈登的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資助人雷文斯頓和他的女朋友羅斯瑪麗的支持，前者是因為他尊重戈登對於原則的追求，後者是因為她貞潔地愛著他。儘管每個人都越發感覺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覺得——在愛書角書店度過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別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煙，這些都不可能為寫出詩歌或是至少「好的詩歌」提供環境。產自小氣、性愛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氣氛中，戈登對於他認為自己受歧視的世界的現狀、文學界的社交活動的責難，女人和金錢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論讀者會多麼同情戈登——因為某種原因，戈登是個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們會感覺到他是很難滿足的，他所說的大部分都是內心強烈不滿的反映。

　　不久以後，戈登的事情急轉成了危機。戈登因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這是預料之外的來自一個美國雜誌的支票造成的後果——他丟掉了工作，結果只能在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舊的2便士的外借圖書館當職員。即使是賣舊書，也是一種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氣。他熱切渴望的是每週賺上幾個先令，可以過上溫暖、無憂無慮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頓儘管贊成原則，一面假裝支持他，私下裡卻認為戈登從文明生活的假像中撤退是個錯誤。羅斯瑪麗則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後，在某天下午他破舊的寄宿處看他時（「即使是在昏暗的燈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間髒亂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紙、壁爐裡冰冷的灰燼、圍欄旁肮髒的瓦罐、死葉蘭」），她終於同意跟他上床。後來，面對不可避免的她懷孕的事實，戈登面臨著殘酷的選擇：要麼拋棄她，要麼負起責任。他勉強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頭了原來的工作，而這也不是沒有個人疑慮的。小說以他們在埃奇韋爾路的小公寓新婚結束，最後是這樣諷刺的句子：好戲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這樣用簡明易懂的話對窮要面子的描述最大的缺點就是結尾不能讓人信服。像威爾，受到陰鬱的20世紀早期美國自然主義傳統小說的教育，也會知道這一點。吉辛是在《讓葉蘭繼續飛揚》時期最常拿來與奧威爾比較的作家，他總是堅持自己的美學原則。無論是寫出了無情的進步或是衰落，他始終堅持。《新格魯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說家裡爾頓和《在流放中誕生》中挫敗的反英雄皮克都沒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們都因明白沒有能夠達到設定的目標而死。決定論者的結局會是戈登在貧民窟房間裡虛度光陰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羅斯瑪麗成了未婚母親，後來死去。在這本小說裡，戈登只是重新開始而奇跡般的得到了他原來那麼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轉而採用了他在小說的前200頁憤怒批判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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