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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6月下旬,僅在他與評論家的最後一次會面的3個月後,《在緬甸的日子裡》在英國出版了。這部小說得到了正面的評價,除了保守派有些不屑一顧,例如《泰晤士文學增刊》的匿名評論者——也許是一個在緬甸呆過的人——認為「這些錯誤跟那些把東方理想化的愉快的書一樣糟糕」,而且還認為,奧威爾對殖民地官員工作率的責難表明「他很難與那些真正統治國家的人相處」。不同的是,《旁觀者》的肖恩·歐弗萊恩認為「奧威爾先生有他自己的優點,也有自己的方法,這是他所處的階級絕對讓人滿意的地方」。這本書有著非常重要的個人價值。在這本書收到的書信中,有一封來自人類學家傑弗裡·戈洛的信,他後來成為奧威爾餘生中的親密朋友。西裡爾·康諾利也讚賞這部小說,他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評論。結果他們在奧伯麥爾夫人的公寓重聚,用烤爐來做蘋果牛排。離上次相見已有13年,老朋友一貫的老成模樣讓康諾利回憶起以前。「康諾利,我看你比我辛苦得多。」這是奧威爾的開場白。康諾利覺得,奧威爾可能會因為他胖胖的、抽雪茄的樣子而感到困窘,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繫一旦重建就一直持續到死亡。

  也許康諾利在奧伯麥爾夫人家的出現——他是有著廣泛社會關係的文學人士的典型——讓《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一些問題更加成為焦點。奧威爾在5月告訴摩爾,這本小說進展得還不是太差。他也在利用一些報紙雜誌發表他的文學文章。儘管不可能像《旁觀者》或《新政治家》這樣有名,但《新英語週刊》發表了他在30年代末所寫的最優秀的一批文學評論。他對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的評論——這本書一直讓他印象深刻——在年末發表於此。另一篇較早的給報紙編輯菲利浦·邁瑞特的文章是3本最近小說的摘要,包括一本他可能會喜歡的書。這是帕特裡克·漢密爾頓宏大的倫敦三部曲《天空下的兩萬條街》的單卷本。奧威爾最初的猜疑很奇怪(巨大的、善意的書,就像蛙卵一樣不成形而又遲緩),因為像簡陋的街道、絕望的愛情、破舊而優雅的客廳這樣的環境,都是他自己所專長的。如果不是因為出於妒忌(漢密爾頓的舞臺劇《繩子》被希區柯克拍成電影,由此而成為一個富有的年輕人),可能性就是因為與J.B.普萊斯利的比較讓他不喜歡這本書。普萊斯利在序言中寫道:在以後的生活中,漢密爾頓是年輕的《論壇報》作者們崇拜的當代作家。

  正是在這個時候,奧威爾飄移不定的情感生活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儘管最初的促進因素早在一、兩個月前就發生了。與凱的交往已經有一段時間。定期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熾熱的簽字(「帶給你許多的愛,許多的吻」)表明他仍然希望能從這裡得到一些安慰。1935年春,奧威爾和他的房東在國會山舉辦了一次聚會。奧伯麥爾夫人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心理學。她邀請了幾個同學,其中有一個深色頭髮,皮膚白皙的女孩叫艾琳·奧桑尼斯。艾琳比奧威爾小兩歲,健談活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會結束前他就告訴房東這正是他想要與之結婚的女孩類型。奧威爾就是奧威爾,想要表明自己的認真態度,早期的追求階段包括在奧桑尼斯的格林威治家附近的荒原上騎馬。3個星期內奧威爾求婚了,但只得到不明確的答覆。艾琳有興趣,卻還沒有準備好把自己交付給他。

  就像她固執的追求者一樣,艾琳自己也有多種職業。她是愛爾蘭血統,但出生在南希爾茲,因為父親在這裡的海關和稅務工作。與她同輩的女人不同,她還獲得了牛津的英語學位。隨後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教課,偶爾也做做職員和管理的工作,還有自己的打字社,然後因在倫敦大學學院的碩士學習而放棄。她不高不矮,有著「心形的臉龐」和「愛爾蘭色彩」,說漂亮不如說優雅。艾琳在奧威爾親密朋友的回憶中從未有一致的評價。安東尼·鮑威爾和他的妻子頗喜歡她,但也記得她「防禦的」一面。一個朋友對她的「奇怪的難捉摸的個性」感到迷惑。公開來說,總是先拿快活和效率來形容她。一個獨立工黨的志願者2年後在西班牙偶遇她,把她比作「一個快樂的年輕女教師」、積極地幫助獨立工党的可愛姑娘。西裡爾·康諾利的讚美是真誠卻又不透露內情的:她有魅力、聰明、獨立。不論她究竟怎樣莫測高深,也不論她有多麼不可避免的特性,奧威爾這時的朋友都一致同意艾琳讓他振奮起來,讓他走出了自己,讓他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凱也見過她一、兩次,也樂意退出,「她快樂、活潑又有趣,和他是同一層次的人」。與此同時,艾琳不存任何幻想。她對兄長勞倫斯非常忠誠。他是一個胸外科醫生,她偶爾做做他的秘書。她意識到血濃於水。她曾經對朋友說「如果我們在世界的兩端,我給他發電報說『馬上來』,他會來的。但喬治不會那樣做。對他來說工作重於一切」。保留下來的幾封艾琳的信都是極好的:充滿了智慧、情感,生氣勃勃。然而在奧威爾聲譽的光芒反射下,她從未得到自己應得的。人們可以去看看奧威爾關於他們在摩洛哥一起度過日子的描述——滿是對自然的描繪和氣候的觀察——根本都沒有注意到還有一個人在那兒。

  奧威爾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關注著艾琳,儘管在3年前對艾倫娜·傑奎斯可能是個例外。在夏季,他們的關係持續發展,也許因為另一次搬遷更進了一步。8月初,奧威爾、赫彭斯特爾和塞耶一同搬到勞福德路56號,位於愛書角書店南部的肯特郡,一個純粹的工人階級地區。這是一個有3個臥室的兩層公寓,一層和地下室分別住著一個電車司機和妻子以及一個水管工及其家人。儘管這裡租給了3戶人家,但公寓裡大部分時間都只有奧威爾、赫彭斯特爾和塞耶。用赫彭斯特爾的話來說就是「通常不在的3位房客」傾向于只用自己分得的房屋部分。這裡有種溫和的半波希米亞氣氛——赫彭斯特爾和塞耶都是有抱負的文學人士——奧威爾成為更為負責的年長夥伴。例如,在租房登記上留的是奧威爾的名字。塞耶回憶他是一個有些「嚴厲的」合租人,對日常生活很嚴格但也樂意為朋友幫忙。當塞耶早上還躺在床上的時候,奧威爾給他端上一杯茶——這個年輕人記得他嘴裡總是垂著一根煙——他會這樣表達自己說「今天不要讓我寫東西,邁克爾。我現在充滿了怨恨和敵意。」回顧過去,赫彭斯特爾承認這個年輕人的確剝削「老埃裡克」:他們對這個年長八歲,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有種屈尊的感覺。然而奧威爾打算向赫彭斯特爾傾訴自己的感情渴望,9月,奧威爾告訴他說「關於艾琳你說的是對的。她是我很久以來碰到的最好的人。」根據受傷一方的觀點,勞福德路也是一次著名事件的發生地。赫彭斯特爾對芭蕾舞的興趣擴展到了對跳舞女孩們的追求,有一天晚上很晚從劇院回來,喝得大醉,只能爬上樓梯,並弄出很大的聲響。他發現奧威爾在那等他。根據赫彭斯特爾20年後對這次事件的描述,奧威爾自言自語說「……有點不像話……晚上這個時候了……把整條街上的人都吵醒了……我不能忍受了……稍微考慮一下……畢竟……」

  赫彭斯特爾無力地抗議,10分鐘後醒來,發現自己鼻子都被打得滿是血。他爬進此時人不在的塞耶房間,卻被奧威爾鎖在裡面。他使勁砸門,然後看到他的合租人在他面前揮舞著手杖。奧威爾先是打他的腿,後來又把手杖舉過他的頭頂,赫彭斯特爾後來形容這一幕說「一種害怕和虐待的興奮的奇怪混合」。為了躲過挨打,他滾到一邊,手杖落到了椅子上。赫彭斯特爾躲過了更多的懲罰,最後還是電車司機和他妻子把這裡收拾了。

  這是一段奇怪的情節,但是在把它作為奧威爾「黑暗面」的證據之前,還要記住不止一個評論家所說的關於他的幾點。第一是這個事件的確發生了。赫彭斯特爾第二天一早在梅布爾·菲爾茲家尋求庇護,她證實了這點。第二是這事件在多年後被徹底改動了,因為考慮到關於奧威爾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當時還沒有在手頭(例如,赫彭斯特爾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說出「虐待的興奮」這樣一個短語,這與這部作品有著直接聯繫)。第三是赫彭斯特爾在寫到關於其他作家時,他總是有個秘密記錄隱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認是脾氣暴躁,而且易於憎恨他後來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比他更有才華的文學人士——伊夫林·沃就是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會間接貶低別人的成就。「一個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麼還可能是個偉大的作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在赫彭斯特爾關於這場樓梯混戰的描述中直接出現過,但卻隨著害怕和虐待的興奮的回顧同樣潛伏在那裡。無疑,中年的赫彭斯特爾把它看成一個重要的象徵性的轉變期,然而,證據表明這只是兩個朋友暫時的爭吵。邁克爾·塞耶對這次事件的回憶提到這之中有政治關係,是因為赫彭斯特爾與米德爾頓·穆瑞的關係而引起的。奧威爾當時(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錯誤的)懷疑他有莫塞萊分子傾向。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友誼仍然繼續著,奧威爾年末的信中沒有任何委屈憤恨的痕跡。如果碰到一個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爾肯定會對他敬而遠之的。

  無可非議,奧威爾有著權威的一面:如果沒有的話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緬甸警察。關於傑克·倫敦,他認為他能預見到法西斯主義是因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傾向——這也許是對的,因為他寫出了老大哥這樣的獨裁者、101號房間和裝滿饑餓老鼠的籠子。奧威爾對於極權主義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別人的——讀者會感到他瞭解這一切,他是為自己而寫的——但是,如果把舉起的手杖當成奧威爾極權主義陰影的象徵的話也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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