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46)_學達書庫

四六

　　同時，新環境和書店裡的無聊氛圍讓奧威爾產生了靈感，他開始了又一本新的小說的寫作。初期的進展很慢，儘管他完成了獻給《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一首詩《聖安德魯日》。這首詩最早發表在1935年末的《阿黛菲》上，但無疑要追溯到前一年的11月。這首詩雖然形式保守，但卻可算作奧威爾在詩作上的最佳表現之一，生動地描寫了橫掃倫敦北部的狂風：

　　肆虐的狂風橫掃而過

　　摧彎了白楊、吹光了樹葉

　　煙囪裡冒出來的陣陣黑煙急轉向下

　　攪動起海報飛舞

　　冷冷響起

　　電車的隆隆聲和不停的腳步聲

　　匆匆趕往車站的人們

　　面對綿延不斷的屋頂瑟瑟發抖……

　　這首詩轉而對「金錢上帝」進行了諷刺性的評價。在所有的不公正中，「金錢上帝」帶來了避孕，在「愛人和他的新娘之間」設置了「光滑而又疏遠的屏障」（如避孕套）。

　　在愛書角書店和在沃裡克大廈的工作以及消耗精力的社交生活都讓奧威爾很疲倦。他生活很不規律。他告訴布蘭達，早在新年的時候，在周日晚上從朋友家回來時因為沒有公交車或電車，不得不在細雨中徒步走上好幾裡路，而回到漢普斯特德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被鎖在外面。但是，關於《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傳來了一些好消息。經過仔細的考慮並均衡了對法律問題的擔憂後，戈蘭茨認為奧威爾是他們出版社最有潛質的青年作家之一，於是認為，奧威爾如果「慢慢來的話」（奧威爾語）可以繼續前進。這有力地表明，在當時書商行業的幫助下，奧威爾的這部作品中已經沒有了隱含真人真事的元素。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期，奧威爾從沃裡克大廈搬到了國會山77號附近的一套公寓裡。因為此時韋斯特羅普夫人病了，寄宿不再方便。而公寓是梅布爾·菲爾茲替他找的，她認識房東羅莎琳德·奧伯麥爾夫人。這次搬遷讓奧威爾可以專心於工作。他2月底向布蘭達說沒有發生什麼事。至於正在寫的這本書，「我想讓這部作品成為一件藝術品，但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奧威爾已準備好為他第4本作品的出版付出「血汗」，表明他對他的職業前景的態度更為樂觀了些。《牧師的女兒》正在印刷，如果他能讓戈蘭茨相信《在緬甸的日子裡》是一部小說的話，這將緊隨《牧師的女兒》其後出版。70年前，出版商主導的時間比較短。作者在夏末寫成的手稿可以預期在10月看到印刷版。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威爾可以在一年內出版3部小說。另一次在海瑞特街的會面中，奧威爾帶去了康塔德地區的草圖，大概是想證明它脫離了加沙縣。這為《在緬甸的日子裡》開闢了出版的道路。「一些小的改動，不需一周的時間」，奧威爾這樣告訴摩爾。此時也許是想得太輕鬆了，後來戈蘭茨和他的顧問們所作的改動還是相對很多的。

　　布蘭達在1935年3月初就收到了《牧師的女兒》的樣本。除了關於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那部分，奧威爾稱其餘為「廢話」。這裡附加一些他在奧伯麥爾夫人家住的日常生活：他買了一個叫做「單身漢烤爐」的煤氣爐，可以用來燒烤、煮、炸食物，讓他能稍稍地招待一下朋友；去大劇院看了流行的黑人舞蹈團的黑鳥（「煩死了」）；給韋斯特羅普一家買書的短途旅行。通過菲爾茲和他的女房東，奧威爾也交了新的朋友。其中主要有一個年輕的約克郡人雷內·赫彭斯特爾，他剛從利茲大學畢業，是個狂熱的芭蕾舞迷。他們第一次碰面是在伯特瑞利家的一次晚宴上，年輕的狄蘭·托馬斯是當時的賓客之一。赫彭斯特爾和凱·艾科華都屬一個圈子，其中還包括年輕的共產主義詩人邁克爾·塞耶斯。通過他在《阿黛菲》上對《牧師的女兒》的評價（正面的），鞏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儘管奧威爾後來常常抱怨文學界的喧囂生活，但同樣也會在文學界使用自己的關係。

　　《牧師的女兒》于3月11日正式出版，評論界褒貶不一。《觀察家報》的L.P.哈特雷覺得這部小說「既不新穎也不能令人信服」，但認為論述（確信而又大膽）和對話讓人印象深刻。《旁觀者》的V.S.普裡切特一面讚賞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那一幕所體現的「對下層生活的深刻認識」，一面對「賣弄的喬伊斯」風格而感到遺憾。普裡切特認為奧威爾本質上是一個諷刺作家，他在小說的結尾已被引到了「諷刺畫的油腔滑調的俏皮話」。《新政治家》的彼得·奎奈爾注意到了多蘿西奇怪的密碼一樣的特性，抱怨「她是文學中抽象出來的一個人物，事情發生在她身上……我們不覺得她離家逃走和她回到教區和這個年輕的女人自己有什麼聯繫。」關於這些方面的批評意見是無可爭辯的，但奧威爾也許能從評論者的聲譽上得到一些安慰。畢竟，這是他在英國的小說處女作，這種時候許多第一次出書的作者只要能得到評論就很幸運了：不管他從天堂掉落了多少，至少他被人當回事。維克多·戈蘭茨仍然很樂觀，他告訴摩爾，他認為奧威爾擁有成為主要作家前6位的才華。而30年代時這個名單包括多蘿西·塞耶和A.J.克羅寧。

　　回顧奧威爾這個時期的生活——早上在國會山公寓的書桌旁，下午在書店，晚上在烤爐旁或是在漢普斯特德荒地散步——人們也許會為這清楚的分隔驚訝。在他的成人生活中，他保持著許多連親密朋友都不為所知的不同的「側面」：只有在他的葬禮上一些事情才浮上表面。即使此時，在他30出頭的時候，他的朋友和他所處的世界沒有什麼固定的模式。他是伊頓公學出身，在一家舊書店工作，前殖民地的警察，寫些有趣但老式的小說。比他年輕的朋友都覺得他很奇怪，保守卻又自覺叛逆，正向工黨的外圍靠攏。無疑在30年代，還有比這些更為奇異的情況——正規軍官安東尼·鮑威爾的兒子和波希米亞的藝術家尼娜·漢姆內特在惠特謝夫出版社狂歡作樂、康諾利少校的繼承人隨著法國南部的一群流浪的波希米亞人遊蕩（康諾利唯一小說《岩池》的背景）。而在奧威爾身上表現出來的對比更為生硬和不協調。他向布蘭達描述了他在5月公共假日的週末活動和評價喬治五世的銀禧，這些都表現了奧威爾可以同時生活的幾個層面。週六，他白天去了布萊頓，摘風鈴草、看鳥窩，然後回倫敦在切爾西度過了晚上。在剩下的時間裡手上沒錢了，而銀行又關門，於是拜訪了理查德·裡斯想去借點錢。這裡某種社會主義團體正在舉行討論。奧威爾發現七到八個左翼人士向他慷慨陳詞。其中包括一個南威爾士的礦工，「儘管非常和善地」說，如果他是個獨裁者，他就會馬上被槍殺。這些話轉為行動則需要長遠的步驟，聽上去有些微微的神秘感。布蘭達也被邀請來，看到奧威爾只是個天真的路人，從街上走來卻陷入這場奇異的左翼人士的高聲喊叫中。但是，奧威爾很親密地認識了裡斯，知道了什麼樣的人可能會在他的公寓裡會面。如果他對這些危險的話題不感興趣或是不熟悉的話，他是不會在那待上3個小時的。如果說奧威爾想要在這段描述中敘述隱藏在裡斯家的一些政治實踐是有些誇大，但是，很明顯感覺到，他想要保持一種疏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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