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45)_學達書庫

四五

　　重要的是，在這個時代，文學變得越發政治化。即使對於被《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讀書俱樂部所喜愛的文學團體也是如此。在蘇聯官方保護下的莫斯科實地考察之旅成為30年代現代國際文學上的盛事。甚至這個時代最著名的文學界社交名流貝弗利·尼科爾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裡搜尋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蘇理由，結果一無所獲。奧威爾當時還沒有形成一系列統一的政治信仰，在漢普斯特德的工作讓他第一次與那些對政治——左翼政治有強烈興趣的人們有了天天接觸的機會。這些影響一部分反應在裡斯身上（《讓葉蘭繼續飛揚》中雷維爾斯頓「多年來」一直試圖讓戈登信仰社會主義，卻從沒有成功地引起他的興趣），但是更大的推動力可能是來自韋斯特羅普一家，他們很久前就是獨立工党的成員，也勸人加入。伯納德·克裡克指出了獨立工黨對於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滿的左傾作家的吸引力。在凱爾·哈爾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獨立工黨，促進了20世紀初社會主義同盟的形成。工會、中產階級的費邊主義者和醒悟的自由主義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員會。除了艾德禮是明顯的例外，早期的議會工黨幾乎都是從獨立工党中初嘗經驗。後來成為首批議會大臣的拉姆齊·麥當勞和菲利浦·斯諾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儘管獨立工黨在30年後已經成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貝文曾經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堅持的「貞節」，認為它的確比30年代工黨所有寬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倫·威爾金森為代表，這位賈羅下院議員在她所寫的一本頗具煽動性的書《被謀殺的城市》中描述了蕭條時代她的選民的貧困生活。雖然如此，獨立工黨的獨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主的觀點、溫和的和平主義者觀點以及公然的革命性，都對那些在工黨主流之外的理想破滅的社會主義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時，韋斯特羅普一家的聯繫已經完全超出了這個界限之外，事實上幾乎到了正派政治話語的邊緣。正是通過他們，奧威爾見到了著名的煽動者、託派分子雷吉·格羅夫斯，他在奧威爾之前也在書店裡工作過。這些新的關係至少擴展了奧威爾的政治範圍。他們也許沒有鼓勵他參加某個政治黨派，但他們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而之前他是不會考慮或是被這些問題所吸引的。

　　在工作時間之外，奧威爾遠不是像《讓葉蘭繼續飛揚》中那樣整天呆在臥室的隱士，當女房東一轉身就偷偷把用過的茶葉沖下廁所。晚上與金奇的聊天總是集中在羅馬天主教和它對大眾生活的有害影響：金奇記得奧威爾不願意談論自己的工作。他尋找女伴的習慣也停止了。一個商業藝術家「薩莉」，戈登女朋友羅斯瑪麗的職業背景就是取自她，她總是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他與一個叫凱·艾科華的女孩親近得多。他是在1934年的秋天在書店裡碰到她的，她比他小8歲，有著他所不熟悉的獨立頭腦（比較而言，布蘭達·索爾科德和艾倫娜·傑奎斯都是中產階級的淑女，生活于褊狹隔絕的環境中），她好像有些喜歡他，儘管有時會覺得他的某些態度有些荒謬。男朋友惡劣的健康狀況讓她頗受打擊。他是個「英俊的小夥子」，卻有些幹幹的，蒼白乾燥的皮膚「就像他被緬甸的熱度烤幹了一樣」。凱愛著奧威爾，甚至準備好了跟他上床，這是許多她的同輩人不會做的事情。但她認識到，這段關係受到阻礙，表面上是因為對她而言是陳舊的社會習俗，深層次上卻是本質上的分歧。例如，考慮到奧威爾「極端男性化」的傾向，約會時各付各的錢總是一個問題。除此之外，她還相信當奧威爾足夠喜歡女人時，「我不認為他把她們看成生命的力量」。

　　凱說，只有在全是男性的文學聊天或是在這個孤獨的作家桌旁，他才是真正的他。與他一起在漢普斯特德荒原漫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館打發時光，凱還注意到了他的其他特性。其中一點就是對金錢的迷戀，而這常常與他的自憐相衝突，或者說正是這種迷戀讓他覺得自憐。據凱所說，奧威爾把自己想像成「不公正的犧牲品，因為他支付不起他覺得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而不得不為此掙扎……」就像戈登在兌換了一家美國雜誌的支票後喝得酩酊大醉一樣，他在手頭有錢的時候也喜歡揮霍。還有一種懷疑，這個觀點非常進步的人（凱常常得聽他反帝國主義的長篇大論）卻不能對抗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陳舊習俗。「我認為他不能勇敢面對他的很多偏見。我覺得他很小心地保存著它們。」儘管傾向於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反叛者，奧威爾仍然不可避免地與他成長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價值體系連在一起。假裝對公立學校教育的優點表示輕視，凱卻發現他很難和一個跟他才智不相當的人談話。毫無疑問他們之間的很多差距都是時代性的，人們會發現他這段時間所交的年輕朋友回憶起來都有種相似的愉快情感，但是也有一種無法達到30年代進步論者們嚴格要求的感覺，雖如此，這種感覺還是與他早期生活愉快地交織在一起。

　　工作完畢後，奧威爾與韋斯特羅普家客人聊天和與凱共度的夜晚是一樣的愉快，在這樣的前提下，奧威爾在1934年末主要關心的還是他的職業生涯。他繼續為《阿黛菲》寫作，並且專心研讀深奧的理論著作。11月的刊物上發表了他對克裡斯托夫·道森的《中世紀宗教》的評論（即使在英國，也有羅馬天主教作家可以寫出比貝洛克的胡說八道和諾克斯的喋喋不休更好的東西，這真讓人感到安慰）。但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牧師的女兒》的寫作，並設法通過維克多·戈蘭茨所布下的法律上和編輯上的雷區。時刻警惕的戈蘭茨委託了不下3份書評，而這些書評都對小說頗為讚賞但同時各有保留意見。公司的主要評論者傑拉德·古德是評論界頗有影響的人物（他是《觀察家報》的主要評論人），他認為這本小說是一部非凡的作品，但同時覺得學校的場景描繪得太過分，而「夜城」的模仿雖然有力卻犯了藝術上的錯誤。哈羅德·魯賓斯坦從法律和美學兩個角度評價了這本小說，認為法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但抱怨小說的5個部分連接得太鬆散。戈蘭茨的初級主管諾曼·柯林斯提出了一些改動的意見，但他擔心奧威爾不會接受。儘管奧威爾同意修改，戈蘭茨為誹謗罪而擔心了好幾個月，一直愁到下一年春天的出版前夜。11月中旬，奧威爾在給摩爾的信中承認學校的場景的確是「過度」了。5天后他與戈蘭茨在海瑞特街會面，他同意把這部分刪去。12月中旬打字稿送回後（提及羅馬天主教的部分刪去……提及《星期日快報》的部分刪去），林伍德豪斯誇張地用藍色筆刪改。直到2月，戈蘭茨仍在為一些次要的小細節折磨自己，如布利菲和戈登的甜菜工廠、葉·歐德的茶葉商店、梅菲爾小姐和森普瑞爾夫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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