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44)_學達書庫

四四

　　毫無疑問，這是奧威爾從商店窗戶向外凝望時產生的這種幻想般的比喻。晚上，他會去韋斯特羅普一家在龐德街沃克大廈的公寓，那裡是他老闆的交際圈，還有與他一同寄宿在這裡的喬恩·金奇。大家都說，這裡總有一種明顯的禮貌氛圍。韋斯特羅普先生個子很高，有些駝背，他的一個寄宿者形容他外表讓人印象深刻，「很像一個安靜的鄉村律師」。他的妻子——他們都已過中年——更為活潑，他們都盡力想讓這個年輕的書店店員感到自在，有時候，還讓他借用這裡舒適的起居室。韋斯特羅普夫人曾問他是否打算帶女人回自己的房間，這不是射出警告之箭，而是暗示表明，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奧威爾早已習慣於英國中部的文雅習俗，因此他對此有些驚訝。韋斯特羅普公寓的社交圈只是奧威爾眾多的交際圈之一。儘管他初到倫敦，卻有好些有用的熟人。《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個孤獨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說，他的朋友只有羅斯瑪麗和帶有負罪感的贊助人雷文斯頓。這部小說表現了奧威爾的技巧——這種技巧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四》——把一個孤獨的反英雄置於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反面。與之相反，他自己在沃克大廈和隨後移居的幾個地方的生活都是相對活躍的。這是他第一次在倫敦長期定居下來，他擴展了熟人的範圍，頻繁地會見裡斯以及一群與《阿黛菲》雜誌有聯繫的作家。他保持著與梅布爾·菲爾茲的友誼。最重要的是，他碰到了成為他第一個妻子的女人。

　　奧威爾通過《讓葉蘭繼續飛揚》一書從文學上和情感上表達了他對所處世界的某種信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情節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奧威爾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朋友都同意，小說中對書店的模仿最為嚴肅、沉重。在書裡，書店的經營者麥肯尼先生在煤氣取暖器旁睡著了，煙把他的白鬍子弄得斑斑點點。此時，他那在幾英尺以下的痛苦的助手正在計算著逐漸減少的香煙存儲、趕走流浪漢、為聲音洪亮的女人尋找關於狗的書，心裡暗暗鄙視卻主持著店裡的外借圖書館，把維多利亞經典的書踢到一邊來發洩情緒。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愛書角書店有著與小說中明顯不同的氣氛，它過去的贊助人都記得，這是一家極好的舊書店，有著頗有鑒賞力的收藏，店主是「一對快樂的夫婦」，只有奧威爾關於外借圖書館的描述和這裡的現實有些微弱的聯繫。30年代中期，一個在這裡看過書的12歲的男孩回憶說，書店逼仄、佈滿灰塵、收藏的書堆滿書架、快摞到天花板了，它們預示著埋藏的寶藏，「非常讓人興奮」。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奧威爾提到，這裡的工作每天大概5個半小時（這又一次表明了他與戈登的不同，戈登每週工作5天半）。7點起床後，奧維爾在8點45分從樓上下來打開書店的大門，然後在那待上1個小時。從10點半到午飯前，他都在寫作。下午2點回書店，在那一直待到6點半。

　　對於一個年輕作家來說，在30年代還有比這更差的條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時代週刊》做助理編輯。奧維爾的休息時間正好是他頭腦最敏銳的時候，這一點很幸運。他可以打著哈欠度過長長的下午，真正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別人對他做書店店主助手還有些模糊的印象。後來與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戰友、然後成為他在《論壇報》時的同事金奇，從未看他坐下過。他站在書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個「讓人難以親近的人」。除了收藏書和外借圖書，這個書店還有其他不同的副業，如二手打字機和郵票。金奇記得這樣一個情景：高高的、陰鬱的他在店裡走來走去，「就像一頭瞪羚」，後面遠遠地跟著一個男孩子，交給他一包郵票。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當奧威爾在店裡時，這裡隱隱約約有一種讓人感到害怕的氣氛。作家彼德·範西塔特在上學的時候來過愛書角書店，他還記得這個「不太有禮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銷《馬達加斯加商船號角》，卻沒有成功，他堅持購買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煩惱》。

　　儘管《讓葉蘭繼續飛揚》的結尾是樂觀的，但這本花了他在韋斯特普羅書店裡15個月時間的小說是一本表達忍無可忍感受的書，充滿了對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學世界以及對拒絕和漠視的憤怒之外的更廣闊環境的深深失望，譴責了喧囂紛亂的生活迫使他出賣自己雖然少卻真誠的才華。戈登也不安地感覺到，他對窗外混亂的掙扎和憤恨越發地無關緊要了，這也許正是標誌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種東西。從某種程度上看，與其說《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關於一個覺得自己被排擠在文學大本營之外而掙扎的詩人的小說，不如說它是描述了某個人認識到，現在並不令人滿意的生活將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東西所湮沒，而他試圖去預見未來。因此，把奧威爾置於他所處的大環境下來看，瞭解他在職業上、社會生活上和政治觀點上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時正是3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令人擔憂。60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單獨的、沒有區別的時間段：領救濟品的長隊；轟炸機突襲格爾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馬刺靴子前閃爍；潮水般飄揚的小旗子。這些都是當時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奧威爾自己的職業領域，如果沒有意識到那種深刻的、常常會發展成完全恐懼的不安全感，是無法去閱讀在1935年以後所寫成的任何一本嚴肅的英國小說。而且，當時的跡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從1929年到1931年間的蕭條期，以國家政府的成立而結束；一段時間的恢復期，此時希特勒的勢力在別的地方不斷增強；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權並開始了3年的內戰；隨後是確定的「戰前」時期（這在當時的小說中有所體現），此時，人們都意識到武裝侵略已經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僅有的愉快時期，」亞曆克·沃在近半個世紀以後的自傳中這樣寫道。沃是一個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個富有的妻子，她對賈羅地區的貧困比不上對新聞紀錄片親切。但是，很多沒有4位數收入的人都這麼認為，這是德國納粹首次襲擊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和開墾德國西部萊茵蘭地區的時代，也是斯坦利·鮑德溫「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勳爵溫和外交的時代。

　　界定奧威爾所處的文學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們傾向於把30年代看成是奧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時代，而且偶爾會把他們置於絕對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這個時代的確有他們，但不僅僅只有他們。英國文學生活一如既往地讓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爭的群體、新舊等級、獨來獨往的人、操縱者以及一些無法分類的人。雖然布魯斯伯裡文學社團和西特韋爾姐弟們的20年代的舊勢力仍然在不斷強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體，比如，出版壽命不長的《日夜》雜誌就彙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麗莎白·鮑恩、彼得·弗萊明和西裡爾·康諾利。倫敦以外，以沃爾特·格林伍德《失業救濟金之愛》為例的、一些勉強可以稱為現實主義文學和對抗性的工人階級文學開始在英國紮根。然而，這些革新、實驗和政治目的幾乎完全沒有影響到中產階級品味的平靜表面。那些頗為平庸的暢銷書大家——普萊西裡、沃波爾、迪屏——所有這些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所詛咒過的名人，都順著現代主義的潮流沒有任何阻擋地前行。對於布特的圖書館、文學茶會、由《星期日泰晤士報》主要評論家拉爾夫·施特勞斯發起平和的爐邊閒談，都是一段最好的時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在南攝政街的多蘭大廳所舉辦的讀書俱樂部書展活動為期兩周，充分展示了當時大眾所喜愛的讀物。這裡觀眾們可以聆聽A.E.W.梅森講《歷史小說》、亞曆克·沃如何條分縷析《作家的工作臺》、彼得·弗萊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經歷、跟隨著多蘿西·賽耶絲一起被《謀殺傾向》而嚇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庫珀關於《傳記》的思想。奧威爾在社會生活上和經濟地位上都不屬這個世界。30年代，一本暢銷「商業」小說的平均預付款是500英鎊，約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這並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學圈之外。《讓葉蘭繼續飛揚》裡描述了這樣一個恐怖的場景：戈登受一位頗有影響的評論家之邀參加一個晚會，卻弄錯了出現的時間，他認為對方是故意弄錯時間來羞辱他的，於是，他對主人致歉信的答覆口出惡言，由此而毀滅了他通向正式文學世界的僅有之路。與之相反，奧威爾憑藉《在緬甸的日子裡》的出版恢復了與西裡爾·康諾利的關係，在《新政治家》時期認識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諾利可能會成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贊助人之一。認為奧威爾是他那個時代文學界的中心人物純屬胡說，然而如果說他是個永遠痛苦的局外人也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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