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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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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這時候已經快30歲了,對於30年代的文壇來說,他的起步已經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書,安東尼·鮑威爾是在25歲,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歲。當時的媒體之間的聯繫也並不比今天少,但奧威爾幾乎完全是在當時的圖書界之外。他不給時尚雜誌寫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簽到的寫作合約也少得可憐。毫無疑問,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說出的那些義憤填膺的話,完全是出於奧威爾對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權力做主的文學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懷。「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對著小說季刊《普裡姆羅絲季刊》的編輯們呼喊:「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我們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詩歌。我們只接受同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的詩歌』。」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奧威爾也有好幾首詩被他在伊頓公學認識的人接納了,但這並不能減少他受排斥的感覺。30年代早期的文學界因為雜亂紛呈而臭名昭著。約翰·斯奎爾爵士是《倫敦信使》的幕後操縱者,他和他的同黨控制了半打的雜誌和報刊,弗吉尼亞·沃爾夫也毫不忌諱地把文學界野心勃勃的傢伙罵得狗血噴頭——最令她厭煩的是西裡爾·康納利,他通過在中學和大學裡建立起來的關係網來提升自己。 關於此時的奧威爾,上述種種都不能給我們提供關於他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比如他此時外表如何?關注什麼?有什麼打算?早先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告訴我們,大家是喜歡他的,同時又覺得他有距離感,不合群,但沒有人覺得他特別的引人注目,也不屬任何文學圈子。理查德·裡斯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品質將他和當時苦心向上爬的年輕的文學家——如康諾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區分開來。裡斯覺得奧威爾是一個友善、細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該有的催人進取的自信心。他的聰明能幹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並不特別地具有原創性、特別地有天賦」。此外,如果一個人本身是守舊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謹慎的現實主義加上自知的審美情趣;詩歌也必定是深思熟慮的郝斯曼式的無趣的四行詩。即便在30歲,奧威爾身上有一種情調,讓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這種情調把他同同代人區分了開來。儘管有一兩個例外,大多數文學傳記對30歲時的奧威爾的描述都是「一個從大都市來的多事之人」。然而,奧威爾不是這樣的。寄居于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他感歎蒙塔古鎮居然有刺蝟仔從窗柵欄裡出入。回顧這封關於蝟仔的信,這似乎是奧威爾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面的最好展示。「蝟仔不斷地跑進屋子,昨天晚上,我們在浴室發現了一隻,非常小,不比橘子大。當時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其他幾隻刺蝟中一隻的幼仔,儘管它已經發育好了——我是說,它已經長刺了。」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很多東西:不僅僅有對「自然」的迷戀和對動物的愛和關懷,還有一個自然主義者對細節的敏銳觀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沒有了自知自覺——和大多數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奧威爾不是在做戲給隱形的觀眾看,而是單單把事情記錄下來。在講述完有關蝟仔的遭遇後,奧威爾又非常難過地表述他對這個世界的哀歎(「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從第一段我們看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有些幻想破滅的年輕人的形象,從第二段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本真的奧威爾。 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在這個時候,奧威爾對待生活的方式本質上是不現實的。後來的關於奧威爾的描述充滿了奇怪的矛盾並置——奧威爾穿著破破爛爛的呢子衣服去參加一些時尚晚會,同時還會天真地問穿成那樣進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輪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遙遠的蘇格蘭小島上,他顯然對島上棲息的鳥類生活習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能否被營救的興趣。奧威爾早前給萊昂那多·摩爾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給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時,都會不斷地驚訝於他實在缺乏自知之明。這並不是說,奧威爾對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這一點不自知——只要環境要求,他可以變得非常精明——只是,有時候,他對自己在公眾面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鎮的人所說,他是一個「在夢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著極度的嚴肅感,卻又常常演變成不加掩飾的憂鬱。可以看出,30出頭的時候,他不快樂。一部分是因為他曾經坦率流露出來的寂寞,一個男人,前途未蔔,困在一個小鎮上,眼巴巴地看著朋友們一個個離開,而這種寂寞背後是一個更具全域性的問題。30歲的奧威爾一方面在努力擺脫一種生活和支撐這種生活的各種關係,另一方面,他想要的新生活還沒有成形。這其中的困惑,還有如何面對生活這個問題的迷惘,都可以從奧威爾緊緊抓住宗教這根救命稻草這一點上看出來。《牧師的女兒》這部小說是奧威爾在永遠離開索思伍德鎮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題是表現50年前漢弗萊夫人的那個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喪失。書的主要線索是奧威爾從當時的報紙雜誌中提取出來的,比如說,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波德萊爾的評論中,他指出,這首詩「依附於基督教倫理和想像的背景,因為他是在基督教傳統中長大的,他認為像原罪、詛咒這樣的觀念遠比人道主義、無神論的任何觀念都來得真實可信」。這樣的評論講的可能就是奧威爾自己。 同時,還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經出了一本書,但是靠寫書並不能養活自己,只能降格去教書。他最鍾情的女孩(埃莉諾)愛的是另外一個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給那個人了。另一個他喜歡的女孩(布蘭達)想要的僅僅是友情;事業上,雖然《巴黎倫敦落難記》激起了不錯的反響,但他仍然是個邊緣作家。從出版第一本書到最後偽裝成文學界胡作非為的人,這期間的2年時間實在不容易熬過,所以,他的不滿隨處可見。1934年末,奧威爾的信中有著明顯的自憐自艾,但是,後來的10年和他此後的半生中,這樣個人的不確定感就幾乎不復存在了。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傳來。摩爾很快轉賣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美國版權,法語版也將緊隨其後。春天的時候,奧威爾回到赫斯,渴望見到埃莉諾。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鎮上來了,同時還讓她幫忙去確定一下,普裡尼斯是不是已經拿到他的書了。從埃莉諾給一個時裝藝術家的推薦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她在倫敦找工作。奧威爾告訴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號上刊登了一首嚴酷的詩: 我看見大街上蜂擁的人們 有我、有你,還有他們 這些標上了死亡記號的人啊 沒有信仰、沒有根 像落葉飄零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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