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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不管愛情的經歷讓奧威爾多麼失望,他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工作效率。在《阿黛菲》8月號上發表了《叮叮噹當》之後不久,又和露思·皮特互惠互利,為他的《珀爾塞福涅的冥後生活》寫了一篇評論——當時《阿黛菲》已經變成月刊了。隨後,他又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那篇有關住宿旅社的文章。但是回到赫斯之後,生活又回復到了以前的單調乏味。他告訴布蘭達·索爾科德,《在緬甸的日子裡》實在叫他沮喪到了極點。此外,他對宗教事務仍然興趣不減,經常去教堂,在那裡,他找到了《牧師的女兒》中的梅菲爾小姐的原型(「一個垂死的醜女人,身上散發出樟腦球和杜松子酒的氣味,領聖餐的時候差不多是被搬來搬去的」)。奧威爾想,他應該很快去談談自己的想法,要不然,那個助理牧師會覺得他不去聖壇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解釋說,如果一個不信仰上帝的人還去領聖餐,那實在不光彩。但是,「我已經假裝虔誠了,那麼除了繼續偽裝下去,別無他法」。這段話實在很叫人匪夷所思。如果真像奧威爾所說的,他是裝出來的虔誠,那麼他為什麼又在讀高爾主教寫的《信仰上帝》呢(「好像是些很好的教條」)?高爾主教曾給他在伊頓公學行過按手禮,他又為什麼為《教堂時代》寫東西呢?

  丹尼邀請他去劍橋呆上半個學期,他一方面渴望見到埃莉諾,另一方面那裡卻有兩三個人是他非常不想見到的。同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出版日期也確定在1月初。在11月中旬,他一收到校樣,就趕緊給摩爾寫了封信,這封信實在寫得言詞笨拙。有兩個地方要調整,他應該改動哪一個呢?一個是因為讀者不接受,另一個是印刷錯誤。為了保險起見,他已經開始著手兩個都改。關於使用的筆名,他也很慎重,他不知道「X」是不是合適。摩爾本該告訴他這個筆名可以。「我這麼問是因為,如果這本書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樣失敗的話,我最好還是用一個以後可以繼續用的筆名。」

  為什麼1932年末「埃裡克·布萊爾」會變成「喬治·奧威爾」(當然兩者不是截然分開的,此後2年裡奧威爾還用他的真名發表過文章),這樣的過程著實讓歷史學家忙碌了半個世紀。大家想當然地以為,這次改名字代表了他的個性、動機、還有決心等方面的巨大變化,然而實際上,原因很簡單。奧威爾用筆名發表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主要是因為他不想讓父母為他寫的這樣不像樣題材的文章而感到臉紅。另外,他向來不喜歡他的基督教名,太明顯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特色,並且和迪安·法勒的兒童作品《埃裡克,一點一點來》中的人物同名。11月15日和19日,他寫了2封信給摩爾。在此期間,他想出了一連串的筆名:肯尼思·邁爾斯、喬治·奧威爾、還有H.劉易斯·阿爾維斯、還提到了他做流浪漢時偶爾用的一個名字,「P.S.伯頓」。他自己最喜歡的是奧威爾這個名字。埃莉諾·賈克斯記得,有一次,奧威爾從易普斯維奇(奧威爾河流經的一個地方)回來,向大家宣佈:「以後我要改名叫喬治·奧威爾,這是個非常好的英國味十足的名字。」另一方面,據理查德·裡斯回憶,名字的問題顯示了奧威爾非常迷信的一面。他曾說,如果你的名字隨作品發表了,你的敵人也就看到了,敵人就可能「對它施加魔法」。裡斯覺得他講這話的時候是認真的。不管到底是什麼促成了他選擇用這個筆名,11月底,戈蘭茲出版公司的排版人員被告知,標題頁用「喬治·奧威爾」這個名字。「肯尼思·邁爾斯」和「H.劉易斯·阿爾維斯」成了文學史上的一個「腳注」。

  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奧威爾終於約了埃莉諾在倫敦的維多利亞舊大樓外面見面。4天以後,他又寫了封短信約她星期天去鄉下遠足,這封短信被保存下來,他在信中難過地說,他們之間竟然沒有提做愛的事。當然,如果丹尼在索思伍德的話,他們之間就什麼也不可能做了,但是如果丹尼不在呢?「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要勉強,但我希望你是願意的。」不管埃莉諾現在多想和奧威爾保持距離,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非常親密的,她這時候可能還在倫敦工作。12月份的一封信中,奧威爾問她是不是在賣襪子之類的東西,還問她什麼時候「回來」(就是回索思伍德)。奧威爾提議去鄉下散步成了泡影,但是,他們12月21號在國家美術館外面見面,2天后又一起回到索思伍德。當奧威爾到蒙太戈去過聖誕節的時候,收到了一遝提前印刷出來的《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天真地問摩爾,封面上的「書社推薦」是什麼意思。5天以後,他前往倍德福德郡,去索爾科德家給布蘭達送去他剛出版的書。從他離開緬甸至今已經5年過去了,他終於成功了,現在是個作家了。

  7.牧師女兒:奧威爾與老鼠

  我獨自一人,好可憐。

  ——1934年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巴黎倫敦落難記》於1933年1月9日出版,雖然被廣泛接受了,但還是不乏一些貶斥之詞。一個飯店老闆非常生氣,寫信給《泰晤士報》,投訴奧威爾的書損壞了他這個行業的名聲。幾天後,奧威爾對這些反對的聲音做出反駁。他指出,受到抗議的段落不是針對整個巴黎的旅社而是具體針對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沒有資格質疑奧威爾的評價。這些評論被送到蒙塔古鎮的家裡,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對此很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驚恐。像他們這個階級和年齡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贊成過於直露的情感和身體欲望的表達。阿弗麗爾回憶說,「那時從來不會討論性和情愛之類的話題」。因此,知道兒子寫的東西可以成為勃魯蓋爾畫中的內容,布萊爾夫婦肯定會大為震驚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題材多麼敏感,成為作家還是布萊爾夫婦能理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所贊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奧威爾初步的成功,他們是非常高興的。1月的第3個星期,奧威爾回到赫斯,留了100頁《在緬甸的日子裡》的稿子給摩爾,之前還又給摩爾寫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說,《星期天郵報》上已經把這本書列為「本周暢銷書」。這些是不是意味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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