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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奧威爾住在溫莎大街的日子裡似乎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給科林斯的信中提到他給即將發行的雜誌《現代青年》(「一份敗壞道德的雜誌,有著同樣道德敗壞的名字」)寫了好些短篇小說。月末的時候,通過理查德·裡斯的引薦,他大膽地給T.S.艾略特在法貝的辦公室寫了封信,提出要翻譯雅克·羅伯茨的一本關於下層人民生活的法國小說《夜美人》。奧威爾早期在給編輯和出版商的信中都透露著不自信。在這封信中,他在陳述自己為什麼能做這份工作時,只是說,他對小說中描寫的法國社會很熟悉,而且他比大多數英國人懂的法語俚語要多。艾略特就讓他把小說寄給他看一下,但是,正如我們可以預見的,由於對小說作者不甚瞭解,更不用說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翻譯家了,這件事情後來就沒有消息、不了了之。奧威爾在這段時間把大量閱讀作為一種消遣,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一封信中,還列出了一份長長的書單。此外,還會到肯瑟爾綠色公墓去轉轉,那是許多維多利亞時期作家的棲息地,他在那裡細細研讀碑文。同時,《現代青年》也由於拖欠印刷費用而被延期發行。聖誕節前夕,奧威爾離開了溫莎大街。此前,他對下層生活的最後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他試圖以酗酒的名義讓警察逮捕自己。那是一個星期六,警察在麥爾路的盡頭發現了他,週末他被監禁了起來,星期一早上被處6先令的罰款,但是因為他沒錢付罰金,又被關了一天。不肯輕易放過任何有用素材的奧威爾很快將這段經歷寫給了《阿黛菲》雜誌,後來又在《讓葉蘭繼續飛揚》裡面將它改寫,放進戈登喝酒狂歡的一幕中去。

  那年的後半年的某個時候,奧威爾從蘇塞克斯郡給一個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一個人寄出了第一封信。萊昂那多·摩爾,是克裡斯蒂與摩爾文學社的一個合作者,是弗朗西絲·菲爾茲的一個熟人,奧威爾給他寫信,似乎是被梅布爾強迫的。那封信充斥著不自信的自謙,沒有人知道摩爾是怎麼處理那封信的。奧威爾覺得自己根本就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東西,但還是給摩爾寄了兩篇他可能用得著的短篇小說。同時,他還把《小人日記》的手稿寄給了艾略特在法貝的辦公室,奧威爾很在意他跟艾略特之間哪怕一點點的薄弱的關係。此外,《現代青年》的出版商因為沒有拿到雜誌的印刷費用,沒收了所有的作品,奧威爾也有2篇,他試圖從出版商那兒把文章要回來。奧威爾幾乎沒有指望能激起摩爾的興趣,結果摩爾卻看了他的文章,不過對他的評價並不好。菲爾茲夫婦在1月初給奧威爾寫了封信,奧威爾在回信中情緒低落,說他自己也知道那些文章寫得不好,但是萬一艾略特在法貝的辦公室對《小人日記》感興趣,就讓摩爾來處理這件事。2月中旬,他寄了封信去詢問,艾略特在法貝的辦公室很快回復,拒絕了他。奧威爾把手稿給了梅布爾·菲爾茲,讓她把稿子扔了,留下夾書的回形針就行了。

  令人高興的是,菲爾茲夫人是個比較堅定的人。她讀了這本書,把它拿到斯特蘭德·摩爾的辦公室去,說服摩爾看看這本書。摩爾看了書之後,給奧威爾寫了一封忠告信。在摩爾的出版社表示願意幫他出版這本書之後,奧威爾在4月底又給摩爾寫了封信,詳述了書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嘗試將這本書寄給海角書局;1931年夏天,他將稿子改寫之後又寄給他們;艾略特曾表示過少許的興趣。如果你們有可能接受這本書,奧威爾提出,能否請你務必匿名出版,因為「我實在沒法以它為榮」。既然如此,當初奧威爾幹嘛又一心想讓它出版呢?從奧威爾早先給摩爾的一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出版業的一無所知,出版業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將他嚇住。接下來的幾年裡,摩爾的出版社才開始不斷接受業外人士的一些建議,一些人找翻譯做,還有一些詢問那些最簡單的出版流程。奧威爾和他們初次合作時,提到了他正在寫作一首長詩,詩是關於倫敦一天的生活的,奧威爾說「這段時間結束的時候應該能寫好」。這時,奧威爾突然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這種文章不會給任何人帶來什麼收益」,的確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溫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譯一本左拉的小說,可是,這份工作也不會給他帶去太多的快樂。對於奧威爾這份不諳世事的天真,摩爾都容忍了,一方面顯示了摩爾極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確對奧威爾的作品很感興趣。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出,此時的奧威爾對於自己剛剛起步的事業,對於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會報道、長篇小說、文學翻譯、「長」詩(在當時被看作古董的體裁)——所有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時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對文學道路的想法。這首關於倫敦的詩他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最終以《倫敦樂事》為題發表,描述了《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對閒暇時光的癡心追求。

  奧威爾所說的「這段時間」的結束標誌著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結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許多其他戰時苦苦奮鬥的作家一樣,奧威爾此時開始為還處於黑暗中的下層社會的私立學校工作,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在倫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級中學找到給男生上課的工作的。倫敦當時有很多教育中介機構,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請的。對於一個由當時的頂尖級學者培養出來的伊頓畢業生來說,即便他非常不喜歡伊頓的學習經歷,到赫斯霍桑高中教書絕對是份掉價的工作。除了他,學校另外還有一個教員,那就是校長。全校學生不足20人,都是當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學校的小資產階級者的兒子。學校安排奧威爾住在學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樓,有2間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職於當地一家生產「主人之聲」牌唱片的工廠。跑到倫敦西部這個不知名的小地方來,迫于生計幹了一份不喜歡的工作,奧威爾痛苦到了極點。盛夏的時候,他在給埃莉諾的信中提到了赫斯這個地方,「上面這個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見過的最荒蕪的地方之一」(在《牧師的女兒》倒數第二章,真實地再現了這裡的環境氛圍)。奧威爾和埃莉諾的友情也沒有很大發展;儘管這封信是開學2個月後寫的,埃莉諾連奧威爾的行蹤都不知道。霍桑學校的這幫學生對奧威爾的印象是,課堂上很嚴肅,但課後話要多一些,隨時樂意教你畫油畫,曾經帶了他的一個學生到當地的沼澤地去收集沼氣。那個學生還記得「這個不近人情的」布萊爾老師曾把他屁股打得一個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對這段師生間的過節沒有絲毫怨言。他還精心編排了一部戲劇,《查理二世》,這部戲劇在《牧師的女兒》中也寫到了,故事情節複雜,服裝設計也下了很大工夫。

  隱居在這樣一個小地方,很少有機會出去,奧威爾又開始寫作了。從他這段時間的信件和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宗教有著極大的興趣,儘管有時候是帶著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著真誠的本質;確切地說,他這方面的興趣源於他對宗教用具的非常詳盡的瞭解,還有對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問題的認識。可能,我們在這裡討論奧威爾的宗教「立場」的做法是不對的。他曾經對戴維·阿斯頓說過,要檢驗一個人是否忠誠,只要看他信不信有來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來世,可見他是不虔誠的。但是,早在他事業的起步階段,奧威爾就在研究何謂移位了的宗教敏感性。他認為,這個國家以及每個個體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認識並且積極調動豐富的人類情感,而直到最近,人類的情感才被引導到宗教教義的遵守上來。他花了6篇文章來陳述他的觀點:人類已經失去了靈魂,而且還沒有找到一個替代品。當他們真的找到了一些東西的時候,卻是以極權主義和獨裁政治的形式表達出來,操縱過去,無視未來,這對於前進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險。在同阿斯頓的那次談話中,奧威爾指出,一個人的道德意識完全取決於他是否關心死後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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