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29)_學達書庫

二九

　　《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重點描述了奧威爾這四五個月的生活，描寫生動形象，初步形成了後來的奧威爾式的特殊的寫作效果：細節描寫生動而冷峻（你會覺得只有奧威爾能寫出人在快餓死的時候唾液的那種變化）；對灰塵、肮髒或者掉進牛奶裡的臭蟲的挑剔；對那些終身都要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人的真真切切的同情。隨手翻開《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任何一頁，展現在你眼前的就是一個殘酷的世界，可以稱得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鋪當衣服時的心理描寫；某旅館的地下通道讓他想起巡遊艦上低低的甲板（「都很熱，很狹窄，彌漫著做飯時的熱氣，還有廚房爐子發出的『呼、呼』的噪音，就和引擎發出的聲音一樣」）；充滿可怕氣氛的飯店，在那裡你什麼都買不起，胖胖的廚師累得筋疲力盡還總被廚房管事虐待等等。描寫的真實讓這些痛苦更加深刻而真切，你會覺得要編造出像奧威爾所寫的那樣奇特的事情來實在是很困難的：到虛擬的共產主義社區去搬運洗衣袋、為俄國的一份報紙寫文章介紹這樣的「運動」。關於某飯店樓梯下的情景——「10來個服務員脫了衣服，露出汗津津的腋窩，坐在桌子上拌色拉，把大拇指都伸到奶油罐子裡。房間裡彌漫著髒兮兮的食物和汗水混雜的味道」——這樣的描述顯然是第一手的資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本書就是完全意義上的「真實的故事」，書中描寫的故事也不是就像它所描寫的那樣發生的。我們並非要指責奧威爾捏造事實，只是想指出觀察和創作之間的差距，以及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技巧性創造、選擇和區別對待。

　　奧威爾送給他在索思伍德的朋友布蘭達·索爾科德的初版的《巴黎倫敦落難記》中，包含了許多他自己所作的注釋：鮑裡斯「和書中描述的一樣」；關於對共產主義秘密社會的造訪，他加上的注釋是「我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事實上發生了的」；還有他3天沒有飯吃的經歷，他寫道「這確實是發生了」；關於他對「某旅館」的描述，他注釋道「我盡我所能記載我所看到的」。書的第3章給讀者提供了一個關於貧困生活的導讀性內容，開頭寫道：「此後的章節並非我的自傳，而是我的所見所聞。」在為索爾科德小姐做了這些注釋之後不久，也就是1934年，奧威爾曾給這本書的法國編輯寫了一篇簡介，告訴讀者，他並沒有誇大事實，只是對事實作了篩選。「我所寫的確實在某個地方發生過」，書中人物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身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這些序言發人深省，極具啟發性。比如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個體是什麼樣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顯然是關於高盧人（法國人）的故事，因為做作的「法國腔」的對話在書中隨處可見，然而，這種地方特色被誇大了。其中關於下層人民生活細節的描寫，比如用蒜頭擦拭麵包，使味道在嘴裡滯留，這樣可以讓自己覺得剛吃過東西等，讀來讓人懷疑是描述巴黎人慣常的荒誕不經的故事。其中查理如何在一家妓院誘姦了一個戰戰兢兢的處女的故事佔據了一整章，很顯然，這個故事是從19世紀晚期某個墮落的傢伙那裡聽來的懺悔故事。關於誘騙守財奴盧克把撲面粉當成可卡因買的故事也很難叫人相信。鮑裡斯向他以前的某個情婦求助，她給他的信讀來也非常地不可信，倒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同此前的親英派人物所寫的關於巴黎的文章進行對比的觀點。《巴黎倫敦落難記》和撒克裡的《巴黎掠影》（1840）偶爾會有一些相似之處，《巴黎掠影》中描寫了一個英國人自殺的故事，從此人的文件裡也找到了他的情婦「菲芬」的一封簡短而令人心痛的短信。讀了這樣的信，你會覺得撒克裡即使沒有完全轉錄原信的所有內容，他也幾乎記住了信中的所有要點。與此相比，伊馮給她的「至親至愛的小狼仔」的信，還有她記憶中的「你給我的那些甜蜜的吻」，似乎都被潤色過了。讀者不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如果讀者全盤接受書中所寫的東西，那將是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攻擊——只是讀者開始發現奧威爾寫作水平轉變了。

　　這些恰到好處的改變讓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心中五味雜陳，感覺像在讀自傳，又像讀奇幻小說，又像讀尖銳的社會評論，這些元素就這樣混雜在一起，叫人非常不舒服。因為這些，即便再不可思議，我們仍然可以從那些徘徊在旅館的過道裡或是飯店大廳裡的人物身上看到奧威爾的影子。在《巴黎倫敦落難記》中最具有啟發性的情節是當奧威爾用有悖於自己的社會準繩的眼光去打量周圍人的時候，顯示了奧威爾似乎非常不合時宜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偏見。當一個長輩異常氣憤地讓奧威爾把鬍子剃掉時，奧威爾才意識到自己觸犯了禮節常規，「像是穿晚禮服卻沒有戴領帶」。作品中最好的地方可能在於作品直指經常光顧這家旅館的那些有錢的美國人：他們「對美食顯然一無所知」，只會用那些噁心的美國「穀子」填飽肚子而已，喝茶的時候還吃橘子醬，飯後喝苦艾酒，花100法郎點了上好的雞肉只是用來浸在伍斯特沙司裡，奧威爾得出的結論是，「大概這樣的人被騙了也沒什麼關係」。可能這樣的結論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樣爆炸性的話卻立刻讓作品的視角發生了變化。奧威爾不再是住在蒼蠅亂飛的寄宿公寓裡，喝50生丁一包的牛肉湯的、受壓迫的洗碗工，而是英國上層階級的異類，對那些因機緣巧合而遇到的外國人感到冷冷的蔑視。

　　這樣的寫作又引出了另一個謎團，那就是，為什麼奧威爾選擇和鮑裡斯一起在廉價的寄宿公寓裡忍饑受餓，在飯店裡做苦力呢？從這本書中我們知道奧威爾當時窮困潦倒，但是，他的內莉姨媽就住在幾條街遠的地方，更別提她那些週六聚餐的朋友們了。這樣虛幻的安全網絡讓書中的情節不同於生活中等待救濟的日子，儘管兩者偶爾會被相互比較。然後我們看到奧威爾通過一個神秘的「B」先生給他關於法國生活的敘述畫上了句號，並且自然而然地轉接到英國的生活。「B」先生答應給他提供一份工作，讓他去幫助一個弱智的人。奧威爾在幾個月後的夏天確實曾花了一段時間去輔導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小男孩，可是，這位「B」先生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一個對等的原型。現實生活中，奧威爾似乎為回到倫敦作了充分的準備，給文學雜誌寄去試探性的文章，也通知了他未來的朋友圈。1929年的8月，可能就是敘事者和鮑裡斯典當衣服後在塞納河上捕魚的時候，奧威爾給《阿黛菲》雜誌寄去了一份關於流浪漢的報告文學的抄寫稿，題目是《穗芒》。一個月後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詢問，如果當時他早知道這家雜誌已經答應發表這篇文章的話，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樣辛苦了。12月12日，奧威爾給予了回復，答應了該雜誌的各項條件，並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給他們作為進一步聯繫的通訊地址——是回家的時候了。

　　迄今，他已經離家1年又9個月了。儘管奧威爾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這段日子，然而，對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於懷的他總會時不時地把這段經歷折射出來，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主題念念不忘，奧威爾在寫給該書的法國編輯的前言中說，如果法國讀者認為他對這個「留給他很多快樂記憶的城市」決不會有多少仇恨的話，他會非常難過。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這段快樂的回憶變成了難以排遣的懷舊情緒。1948年，他在寫給一位當時在巴黎工作的年輕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說道，「多麼希望我現在和你一樣在巴黎」，還問她丁香院外面馬歇爾·尼的塑像有沒有重新塑起來（鮑裡斯對馬歇爾·尼崇拜得五體投地，為此他曾經在塑像對面的小咖啡館裡逗留，這讓人想起幽靈般的他）。1945年他再度拜訪這裡，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讓奧威爾悲從中來。事實上，除了早年的這段經歷，巴黎對奧威爾來講並沒有其他的意義。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奧威爾還寫道，「你很幸運，20年代的時候，你還小，沒有看到那時的巴黎，從那以後，巴黎就慘不忍睹了，即便是戰前的巴黎也是。」除了《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經歷只在另一篇發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窮人之死》。這篇文章首先於1946年發表在無政府主義的雜誌《當代》上，但可能是奧威爾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寫好的。儘管之間相距了10年，寫作手法卻非常相似。極具真實感的恐怖描寫貫穿始終——小解時忍受極度痛苦的病人，只有維多利亞時代才有的私刑——《窮人之死》文字背後湧動著追溯到19世紀的奔騰的感情。通過對撒克裡和特羅洛普醫院裡一位虛構醫生的描寫，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淚下的名篇《兒童醫院》。文章的結尾回憶了氯仿麻醉技術發明之前的年代，其中奧威爾自己的經歷雖然被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還是勾起了他原先記憶中沉睡多年的許多文學的以及歷史的素材。

　　1929年聖誕節前大概兩個星期的時候，奧威爾告別了巴黎的朋友們，動身回英國。根據《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坐三等艙經由敦刻爾克[法國北部港市——譯者注]到蒂爾堡[荷蘭南部城市——譯者注]，然後乘火車到B先生的辦公室，朋友告訴他那個智障男孩的父母親在一個月前就已經把他帶走了，朋友認為，奧威爾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奧威爾口袋裡只有19先令6便士，因此，書的第二部分是這樣開頭的，「我站在大街上，突然想起來我得去借點錢了……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麼辦」。奧威爾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找一間便宜的寄宿公寓，於是就在一爿家庭式的旅店裡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就準備渡過英吉利海峽了。現實中可能比這更簡單，或者稍微複雜一點。總之，他回到了索思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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