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28)_學達書庫

二八

　　運氣漸漸好了起來，為報刊雜誌寫作順利了一些。實際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個月才得以發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國一個享有很高聲譽的文學雜誌（不是同名的一個發行量很大的日報）上發表了題為《英格蘭的書報審查制度》的文章。這篇文章選材傳統，講述了古老的英國為了讀者而對具有煽動效應的文學進行封殺，可是讀者眼裡的英國「道德」早已經是可怕的東西了。這篇文章大肆譏諷了這一行為的荒謬，同時，這篇文章的歷史價值就在於它指出了維多利亞時期資產階級的崛起。奧威爾指出，早在18世紀費爾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時代，英國就已經產生了清教徒的中產階級，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防止《湯姆·瓊斯》的問世。一個世紀之後，當這個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時，審查制度已經深深地紮了根。在初次成功之後，奧威爾很快又在英國期刊上露臉了。他在一份名為《G.K.週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質疑了法國的一份名為《埃米斯人》的報紙，該報是由百萬富翁柯蒂經營的，該報巨大的銷售量使得奧威爾在此後的20年間不得不定期地予以關注。《埃米斯人》無疑是很受歡迎的一份報紙，卻極端右傾。奧威爾總結說，即便你的觀點沒法同時下大眾的看法一致，可是除了表述時下流行的看法還能做什麼呢？為什麼英國就沒有自己的便宜的報紙呢？那些買報紙的「可憐蟲」至少尚有幾文錢。

　　如果讓具有現代理念的編輯來審視奧威爾在《G.K.週刊》和《世界》上發表的文章，他們一定會說「極具思想性」：通過透視原先的一個主題來揭示更廣闊的歷史意義。在1928年12月和1929年1月奧威爾在《文明進程》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他直接採用了一些關於倫敦的素材。《英國城市進程：英國工人階級的困境》包含了三篇文章：《失業》、《流浪漢的一天》還有《倫敦乞丐》。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奧威爾原文的翻譯稿，而且還是根據當時法國報刊文章的格式寫作的（單行分段，句末用感嘆號），文中對於細節的描寫入木三分，引人注目。《文明進程》給E.A.布萊爾這位新投稿人開出的稿費是每篇文章235法郎，也就是兩英鎊少一點，相對於當時的生活水準這個數目並不多，但是，在一個一份湯只要花上四分之一便士的城市裡，這樣的收入還是挺可觀的。4個月以後，奧威爾又給該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很多的想法為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打下了初步的基礎。此外奧威爾又給《世界》寫了第二篇文章，這篇文章是關於約翰·高爾斯華綏的，通篇用一種發號施令的口吻寫成（許多的「我們應該注意」），但是指出了高爾斯華綏作品中的一系列矛盾——有錢人和窮人的、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的、敏感和愚鈍的。當時，高齡的高爾斯華綏距離他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巔峰時期已經有20多年了，似乎已經過時，但是，奧威爾選擇這樣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和桂冠詩人的得主作為這篇報刊文章的寫作對象，顯示了奧威爾日臻成熟起來的文學品味，揭示了他自認自己屬的文化圈子的情況。伊夫林·沃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是關於弗班克的；西裡爾·康諾利當時忙於讚頌當時最新的先鋒派小說，而奧威爾這一時期的職業發展，則是關注《福爾賽世家》的作者（高爾斯華綏）。

　　25歲的奧威爾在巴黎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巴黎倫敦落難記》的敘述者似乎非常孤獨，遠離他的朋友鮑裡斯，一個前俄國騎兵軍官，還有他在小酒館裡認識的點頭之交。與之相反，奧威爾在寄宿公寓的生活卻一點也不孤單。他的內莉姨媽當時和世界語學家的丈夫住在巴黎（在1944年的《論壇報》上的一篇提及亞當先生的文章被保存了下來，文中奧威爾說「由於爭鬥本身是齷齪的，各種世界語的發明者們之間的爭執總是很難解決」）。我們知道，這位姨媽的社交能力足以讓她躋身奧威爾的朋友圈。麥克盧爾代理處的貝利先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你的姨媽」，另外，奧威爾去世前6個月收到的一位名叫露思·格雷夫斯的女人的短信中也提到了她。格雷夫斯女士現今住在美國，由於聽到廣播中對《動物莊園》的賞析而動了寫作的念頭。她回憶在巴黎的時候，她們倆晚上常常輪流準備週六的晚宴，「在豪華大街上的我那間亂糟糟的小屋裡愉快地聊幾個小時的天」。20年後的她非常珍視這段巴黎時光，其中包括「和一個戴著法國布裡多尼的寬邊帽子的高個子年輕人談話，他和善而且思維敏銳」。

　　這位露思·格雷夫斯是誰呢？在奧威爾的所有作品中都沒有提到過她以及他們的共同的朋友「伊迪絲·摩根」，也沒有提到過這段讓她沉醉的好時光。但是，顯而易見，奧威爾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並不缺少朋友。所有的事實表明，這段時間作為一名流離海外，努力去瞭解巴黎，用心寫作的文學青年，他的生活是愜意的，巴黎留給他的全是美好的回憶。像海明威一樣，他喜歡春天的懸鈴樹，指出它的樹皮和倫敦廣場上的樹不一樣，不是被煙熏黑的。他喜歡上了植物園，儘管這種嗜好帶有典型的奧威爾式的怪誕。20年後他跟一個朋友講起，只有氾濫成災的老鼠溫順地吃著你手裡的東西才有趣。

　　1929年春天的這樣的週六晚宴成了一個慣例。此間，奧威爾身體不適，偶爾寫就一些報刊文章和草擬長篇小說。2月底，奧威爾生病了。3月初就住進了仁愛醫院十五區的「流行性感冒」病區。《窮人之死》這篇令人毛骨悚然的隨筆就是紀念這段時間的生活：他被拔火罐，硬被敷上滾燙的藥膏，當然還遭受了其他的屈辱的對待。奧威爾認為自己得了肺炎，但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流行性感冒，15天后他就出院了，這也讓「他得了重感冒」這樣的解釋更合理一些。不管他到底得了什麼病，出院4天之後，他已經恢復得可以出席馬歇爾·福煦在巴黎殘老軍人院的葬禮了。根據1947年奧威爾在《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這次葬禮的描述，這次高盧人的葬禮之所以值得回憶，主要是因為有幸看到了和福煦同時代的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馬歇爾·佩騰：「高高的個子，瘦瘦的，儘管已經差不多70歲了，身板仍然筆挺，蓄著濃密的鬍鬚，像是海鷗的翅膀一樣」。看到了這個昔日的戰士，人群騷動起來，大家都竊竊私語：「那就是佩騰！」奧威爾卻害怕被人們這樣打量，直到8年後他才願意出席喬治·V.的葬禮。

　　此後不久，他又遭遇了一次不期然的危機，寄宿公寓的一個意大利房客潛入了房客們的房間，偷了他們的錢跑了。奧威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中記載了這件事。根據梅布爾·菲爾茲（奧威爾後來才認識的一個人，並且曾向他傾訴了一些比較私人的事情）回憶，這個意大利人名叫蘇珊娜，是個「妓女」，很嬌小，後來在一家小咖啡館裡被逮住了。當時奧威爾對她很著迷，據菲爾茲講，蘇珊娜有一個阿拉伯籍的男朋友，奧威爾曾和他吵過架。不管這樣的描述是否屬實，像關於奧威爾和其他的一些緬甸女孩以及後來其他的一些生活片斷一樣，我們總會感覺到奧威爾是捉摸不透的，他個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一片空白。這次偷竊事件成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中一系列事件的頭一宗。《文明進程》付給奧威爾關於緬甸的那篇文章的稿費使得他能夠付清房租，他原先是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下和朋友鮑裡斯在這裡住了3個星期。之後他們在一家大旅館（洛蒂旅館抑或是客裡隆旅館）找到了一份大概是洗碗的工作，後來又到一家新開張的名字叫「讓·科塔德旅舍」的飯店做同樣的工作——只是鮑裡斯成了服務生領班。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