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27)_學達書庫

二七

　　此外，露思·皮特又見證了奧威爾第一次下定決心去收集寫作素材，動身徒步去倫敦東部遠足，這次努力使得他得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在10年後出版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奧威爾全面合理地解釋了他為什麼穿上破破爛爛的衣服，深入到倫敦東部最貧窮的勞工階層。為一個壓迫人的制度工作了5年，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譴責。於是，他感覺到自己要逃離的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而是「一切人壓迫人的制度」——失敗倒好像成了美德。這種想法使他放眼于英國的勞工階層，他認為他們在英國的狀況就像緬甸的緬甸人，是一切不公正的受難者，他們的狀況被主導的經濟狀況誇大了。當時是1927年末，距離那次被一位史學家稱為「英國工人階級拿起又重重放下的上了膛的左輪手槍」的大罷工已經一年半了。1922年奧威爾離開英國時候的「失業率」幾乎為零，而此時幾乎每份報紙都在大談特談失業問題。但在這時候，死要面子的中下階層還不是奧威爾關注的群體，對他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貧窮，意味著得「殘忍地被餓死」。他要尋找的是真正生活在英國社會邊緣的人：流浪漢、被生活擊垮的人、乞丐、還有街頭藝術家。《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對這次采風的收穫進行了精心安排，詳細地給予了講述。奧威爾向東出發，在萊姆豪斯大道旁一家貼著「單身男人的好住處」字樣廣告的旅館前停了下來，花了9便士。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搬運工、挖土工，還有幾個水手正打算玩跳棋。看到新來的奧威爾，一個魁梧的醉漢跌跌撞撞地走了過來，奧威爾抖擻起精神打算應對麻煩，結果那個人只是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聲說道，「來杯茶吧，夥計。」奧威爾喝了杯茶。「那就像是一次洗禮」。

　　是這樣的嗎？關於發生在萊姆豪斯旅館裡撞見喝醉了的搬運工的事，沒有人會懷疑奧威爾所描述的。但是他對於他怎麼到那裡的描述卻是一個理性化的複雜的心理歷程的縮影。可以感覺到他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是後來才發生的。像奧威爾早期的許多作品一樣，他混跡流浪漢中的嘗試，他呆在「閒散地」（那是流浪漢晚上睡覺的地方）的經歷和他最後和肯特郡來的啤酒花採摘工一起度過的日子都成了他寫作的素材。在20世紀早期的一些文人中，吸收下層生活、對社會前沿或邊緣生活的關注是傳統的職業興趣。好幾個奧威爾20歲時就崇拜的作家都在作品中關注過流浪漢，那些肥胖的、醉醺醺的、和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流浪漢。流浪漢的生活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一直是英國式幽默的主要素材。H.G.威爾斯1910年的作品《波利先生傳》中的主角最後就成了一個流浪漢。奧威爾對W.H.戴維斯的《一個超級流浪漢的自傳》（1908）很熟悉，對傑克·倫敦《深淵裡的人》（1903）所揭露的倫敦東部社會的情況更是了如指掌。在這些相似的作品中，戴維斯的故事有著和奧威爾一樣的背景和情節順序：星期六來到萊姆豪斯，在旅館受到醉漢的禮遇不是一杯茶，而是由女房東領到房門口（戴維斯是個名副其實的流浪漢，在大西洋兩岸都是，他後來為奧威爾的《巴黎倫敦落難記》寫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討人喜歡的評論文章）。毫無疑問，奧威爾對於自己寫的東西是很心誠意摯的，只要稍微讀一些他的社會報告文學，沒有人會感覺不到他對於自己旅途中遇到的人的同情。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為自己的寫作尋找素材的文學新手。他早期對世界的探索，5年以後都出現在了《巴黎倫敦落難記》裡，其中明顯的政治目的、對創作素材的需求以及純粹的好奇心始終並駕齊驅。

　　意識到可以走一條常規的文學之路，1928年春，他決定到巴黎去。有時候人們會以為這個決定是出於想尋求和探索異域文化中下層人民的生活，事實上，奧威爾遠沒有想這麼多。20年代後期，由於急劇跌落的匯率的吸引——當時1英鎊兌120法郎——還有摩格和保爾·得·考克小說中所寫的那種波西米亞傳統，作家們和文學新手們都雲集巴黎，而且還在源源不斷地湧入。奧威爾遷居到了第5區的第6大街後，有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也緊隨其後到了那裡。西裡爾·康諾利後來發現他頭幾個月和奧威爾就隔了幾條街。奧威爾並沒有生活在無產階級中而是在拉丁人的圈子裡：經濟捉襟見肘，通曉數國語言，本質上保留著波西米亞人的傳統，不是窮困潦倒之輩。《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卷首語描述了「像患了麻風病的房子，彼此歪歪斜斜地對著，看上去奇特無比，好像在倒塌中定住了」，這些話都言過其實了。奧威爾看到了巴黎的貧窮，後來還經歷了這樣的貧窮，但是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和當地人在一起的時間和他與和他一樣的外國人在一起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巴黎向來吸引著流亡海外的藝術家，湧入的文人多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奧威爾渴望加入他們的隊伍。在20世紀20年代初，海明威就離在這條街幾百碼外住過。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離這裡才20分鐘的路程。奧威爾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在著名的德克斯·麥戈茨咖啡館見過詹姆斯·喬伊斯，但是又不太確定，因為喬伊斯的照片在公眾眼前亮相以前，「喬的外貌並不起眼」。傳奇般的故事（奧威爾也參與制造了一些）試圖將戰時的巴黎描繪成一個夜夜笙歌的地方，夜總會門口有被大革命摧毀的俄國貴族的守衛站崗，那些躍躍欲試想要寫出足以挫敗普魯斯特小說的有錢的美國人給予資助。現實中的某些方面也確實離這些故事僅有幾步之遙了。比如，美國小說家約翰·朵斯·帕索思說：「我們在充斥著惱人的歷史氣息的小酒吧裡閒蕩……用粗俗的法語同各式各樣的人講話，有出租車司機、岸邊的流浪漢、工人、嬌小的妓女、酒吧的門衛、即將出征的法國大兵，我們年輕氣盛，充滿希望，急切地收集著一切顯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跡象。」

　　儘管奧威爾本人可能不願意這樣描述當時的自己，但他確實是屬帕索思所說的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之中的一個。如果說當時到巴黎是到了歡樂的所在，那麼當時的作家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細細回顧20年代後期的文學界，你會驚訝當時居然有那麼多的渠道提供給原創的作品。比如倫敦就有6家早報和晚報，還有許多一般的「文學」雜誌，像《倫敦約翰週刊》，《倫敦信使》還有《皇室》與《半球》，這些雜誌現在都已經銷聲匿跡了。艾裡克·沃曾經說，一篇短篇小說，寫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尋常的修養），都不會找到地方發表。奧威爾那時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為他那段時間居然連一篇小說都沒有被看中。但是，他父親指責他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虛擲光陰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他很勤奮努力。就我們知道的而言，他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的雛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奧威爾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絕函之後被毀掉了，此外有一些關於他這期間的幾篇短篇小說的記載保存了下來，還有一遝報刊文章，而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奧威爾自己看來他是什麼樣的作家呢？根據他在1929年提交給一家報刊聯合會代理處的材料的標題，他傾向于成為薩默塞特·毛姆和沃爾特·德·拉·梅爾裡所稱頌的沉靜的「喬治亞主義者」。麥克盧爾代理處駐倫敦的代表L.I.貝利簽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說：《海神》（貝利覺得這篇小說不成熟，包含了太多關於性的內容），《瓜分皇冠》（描述過多）還有《戴兒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關於性的內容還是太多了）。儘管沒有辦法稱頌或者神聖化這些選題及其處理手法，每一篇聽起來倒都代表了當時雜誌青睞的文章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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