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17)_學達書庫

一七

　　這並不意味著奧威爾對伊頓的批評就不那麼過火了。傳統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證，那就是，奧威爾在33歲的時候就把希臘字母忘得一乾二淨了。你可能會這樣認為，奧威爾後來對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氣十足的唯美主義者和思想左傾的文人同性戀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學生時代就已經紮下根了。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他與伊頓的文學社團沒有任何聯繫。在奧威爾離開伊頓之後不久，伊頓文學社團的中堅人物是哈羅德·阿克頓和布萊恩·霍華德，他們進行文學創作活動，出版《伊頓燭光》，這是一份只出了一期、十分激進的文集，但是，其中浮華炫耀的脂粉氣似乎並沒有躲過奧威爾的眼睛。阿克頓和霍華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們給大多數伊頓學生留下了持久的影響。追根溯源，《讓葉蘭繼續飄揚》中對30年代文學圈子裡的「有錢的年輕野獸們」的攻擊可能蓋出於此。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奧威爾對伊頓的態度，有時候就爆發出一種過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學校畢業的年輕朋友回憶說，在40年代，他與奧威爾就私立學校制度可能會終止的問題進行過一次交談，當他說到他希望私立學校死亡時，奧威爾的臉上有一種「欣喜」的表情。理查德·裡斯在侏羅突發的一陣面部痛苦的表情無意中洩漏了一條不為外人所知的伊頓學生俚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奧威爾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待伊頓了。奧威爾在1948年為《觀察家》撰寫的最後一篇書評的文章是《B.W.希爾的伊頓雜錄》。並不喜歡伊頓的艾弗·布朗委託別人寫了一篇文章，主觀臆斷奧威爾會贊同他對伊頓的憎恨，令他大吃一驚的是，奧威爾回應了一篇四平八穩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評變得溫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讚揚所替代，「伊頓有著寬容的、文明的氛圍，讓每個學生都有發展個人才能的公平機會」。在奧威爾生命的晚期，戴維·阿斯特問他是否考慮將自己的兒子送往伊頓讀書，他只是抱怨了伊頓的校服式樣——「學生穿著它像個儍瓜」，而奧威爾對伊頓給予他從事自己喜歡事業的機會、自由呼吸的空間和寬鬆的環境深表感激，給阿斯特留下了經久不可磨滅的印象。另外，他還認為，那些次要的私立學校步履維艱，要做更大的努力。

　　還留下一些有關埃裡克最後一學期的零星資料。10月份的公開朗誦是伊頓教學日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選出來的學生要面對其他的學生和家長朗誦文學作品，埃裡克朗誦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國作家，19世紀末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說《金銀島》、《化身博士》、《綁架》等——譯者注］的《自殺俱樂部》。《伊頓年鑒》贊許說，「文明用語的語言技巧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語的平穩和不帶感情的冷靜語調使得故事效果突現，自然而然大獲成功。」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裡克和一個名叫約翰·海蓋特（此人後來臭名昭著，因為他與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國小說家，擅長諷刺英國上層社會的流弊，著作有長篇小說《衰落與瓦解》、《邪惡的肉體》、《舊地重遊》和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榮譽之劍》三部曲等。奧爾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喬治·奧威爾被認為是「反面烏托邦小說」的代表人物——譯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學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級的學生充當校長西裡爾·阿林頓鞭笞犯錯誤學生時的「監督生」。海蓋特把這件事情寫入了有關伊頓的小說《體面人》之中，只是把「監督生」的人數減至一人。安東尼·鮑威爾對這兩個人都很熟悉，據他所說，奧威爾對這樣的描述十分生氣，他原先是「懷著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卻尊嚴地」假裝望著窗外，覺察到了受笞學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頓公學裡的資助生與非資助生之間舉行了一場對牆踢球的比賽，埃裡克作了在伊頓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在這種比賽中，通常是由「觸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欖球比賽中，首先要使球「觸地」，然後使球觸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進門而得分。要使球觸地，必須把球扔出，撞擊在球門柱上或者撞擊在場邊一棵標明可以撞擊的樹上。所以，得分可謂難於上青天。多年來，沒有一個人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埃裡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擲給朗登，朗登把球投進了門。毋庸置疑，這件事情發生在埃裡克身上有著很大的象徵意義：他在學校生活中的正式場合裡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勝過其表面現象。3周後，埃裡克收拾行囊，向朋友們告別，把一本羅伯特·瑟維斯著作《一個見異思遷者的韻文》作為分手禮物送給瓦格納，永遠地離開了伊頓。

　　奧威爾之臉

　　奧威爾對人們的臉感興趣，達到心醉神迷的地步。在他看來，人們的臉有能力首先傳遞隱藏在皮膚裡的特徵，比如一個人的性格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等。一個在巴塞羅那文明用語營裡的意大利民兵詩興大發，握著他的手吟誦道，「我在你臉上看到了你的一切/任何力量都不能剝奪我的這種能力/威力十足的炸彈都炸不開/你那水晶般的心靈」。奧威爾在醫院裡最後所作的筆記中有這樣一條雋語：「人活到50歲時就有了一張他應該擁有的臉。」倘若事先告訴奧威爾一個人的性格特徵，他就能從這個人的照片上說出子丑寅卯來。他相信，不管你在什麼時候閱讀一本個人風格極強的著作時，你總是可以從字裡行間窺視到作者的一些特性：這些特性不是精確的照相式，而是一種寫意的投影式。比如，閱讀大名鼎鼎的狄更斯著作時，奧威爾就看到了「一張毫不膽怯、敢於公開奮戰、悲天憫人的男子的臉」。

　　奧威爾如此強調人臉的特徵，倘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被大量運用的話，那就會令人驚訝了。他早期的每一本小說的開頭都是稍稍描繪一下主要人物的面相，但是，這種做法並不能永遠引人入勝，因為有的面相描繪並沒有揭示出其隱匿的標誌。《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中的弗洛莉有著這樣的一張臉：「儘管在陽光下還是十分憔悴，消瘦的面頰、深陷的眼窩和疲憊的眼神」。《牧師的女兒》一書中的多蘿西·黑爾在鏡子裡看到她自己「有著一張瘦瘦的、白白的卻毫無特色的臉，雙眼無光，鼻子有點太長：如果你近距離細察，就能看見眼睛周圍的魚尾紋，不講話時，嘴巴鬆弛，毫無生氣」。《讓葉蘭繼續飄揚》一書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在麥基肯尼先生書店的櫥窗裡看見了自己的形象，認為「不是一張好看的臉，雖然還不到30歲，卻是一臉的老氣橫秋，臉色蒼白，嵌印著深深的皺紋」。或許，唯一例外的是喬治·鮑林，這是奧威爾30年代創作出來的一個不算太壞的人物，鮑林認為自己有「一張不算難看的臉：褐紅色，與金黃的頭髮及淺藍的眼睛十分協調」。儘管如此，即便是鮑林，最後還是掉落了滿嘴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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