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16)_學達書庫

一六

　　埃裡克在伊頓度過了14個學期，時間為4年半多點，這對他有什麼影響呢？作為一個成年人，他決心要把他在伊頓遭受到的痛苦、不適應的人際關係和人們對貧窮的鄙視統統地表達出來。對於埃裡克的這些話，我們應該帶著點懷疑、審慎對待。當然，伊頓充滿了有錢、有權、有勢的人，同時也有許多有著平常家境的學生，安東尼·鮑威爾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長寧願犧牲一切以便讓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奧威爾同時代的人眾口一詞地懷疑，因為家庭背景的原因，奧威爾被排斥在伊頓主流以外。例如，朗西曼認為，奧威爾堅持因為貧窮而被人輕視的觀點是「不誠實的」。伊頓有著不少家境平平的學生從底層努力發奮向上。從外表看來，埃裡克的地位與旁人無異：他有著十幾歲青少年的愛好，有零花錢，他的母親也遵循著伊頓的傳統：在節假日裡來校看望兒子並且帶著兒子和兒子的朋友們去飲茶。而且，人人都感覺得到的伊頓人的勢利通常是針對非伊頓人的。在伊頓，金錢和階級差別並不太起作用。鮑威爾認為，真正勢利現象的興起是在牛津而非在伊頓。伊斯特伍德說，「我並不知道誰的家長有錢、誰的家長沒有錢。」沒有一個人知道奧威爾對身處伊頓的這一段時期的真正感受是什麼，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為了文學創作，奧威爾完全有能力把在伊頓所發生的事情錯誤地表現出來。例如，《通向威根堤之路》就包含了1919年伊頓慶祝和平的事情。在這本書裡，根據奧威爾所描述，要求學生們拿著手電筒、唱著愛國歌曲，在黑暗中排隊進入文明用語場，這段描繪顯然是嘲諷了慶典過程，用自己的話進行「褻瀆與煽動」。克利斯托弗·霍利斯說，事實上，這是對學校軍官訓練營的抗議，是「一種純粹的胡鬧」，根本沒有奧威爾所強加的原則成分。普羅沃斯特說，「學生們手執高高舉起的電筒，默不作聲地站著」，僅此而已。

　　毋庸置疑，奧威爾就自己在伊頓的經歷所編織起來的謊言與他對聖西普裡安的重新發現是一樣的強烈。然而，倘若他不是故意地、用自我為主的目光來看待伊頓的話，伊頓在他的心中會有著永久的地位。例如，我們看一看奧威爾的同代人亞曆克·鄧格拉斯的情況吧。鄧格拉斯後來成為第14位王室典禮大臣，稱鄧格拉斯爵士，任1963—1964年間的內務大臣，他是作為住在伊頓校外宿舍的伊頓公學非資助生與奧威爾在同一天到校的。鄧格拉斯爵士似乎是命中註定要來伊頓的。毫無疑問，他可以去別處上學，也可以依仗獎學金考試，然而，正如他的傳記作者所說，亞曆克來伊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亞曆克·鄧格拉斯爵士承認，學校生活有其不愉快的一面，特別是理性處於低谷的、戰爭的最後一年，但是，有聲譽的教師減輕了這種不愉快。在伊頓，可能存在勢利和金錢意識，可是鄧格拉斯卻沒有碰到過。我們再一次引用權威的、他的傳記作者所說的話，「亞曆克觀察問題的視覺是與眾不同的」。這位未來的王室典禮大臣參加了校內的板球比賽，還代表伊頓外出比賽，並且成了伊頓公學的聯誼辯論俱樂部的文明用語，他開始去追求理想，榮耀的光芒尾隨其身後，同時還有一幫伊頓同學伴其左右，這些人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他的內閣同僚。

　　80年前英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有點像伊頓，仿佛是一幢碩大無朋的大廈，裡面有一間是孕育王國第14位王室典禮大臣的胎兒房間和一間孕育印度的帝國警察候選人的胎兒房間。無論奧威爾怎樣努力逃避伊頓給他的影響，伊頓給予他的遺產卻一直彌漫在他的著作、友誼和見解之中。最明顯的是，在奧威爾的後來生活中，任何一位伊頓的同學碰見他時都會噓寒問暖，把他視為他們伊頓人中的一員。有幾個人聲稱，他們之所以把奧威爾視為伊頓人僅僅是閱讀了他所發表的著作。奧威爾關係密切的人中間有好幾位是伊頓人，最著名的有理查德·裡斯、戴維·阿斯特、L.H.邁爾斯和安東尼·鮑威爾。遇見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位，奧威爾會立刻表現出伊頓人的習慣。20世紀40年代晚期，一位來侏羅[法國省名——譯者注]的拜訪者被冷落在廚房時，奧威爾進來把這位伊頓人招呼走了。雖然奧威爾最初對與伊頓的聯繫十分冷淡，似乎是在30年代的中期，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37年，他恢復了與康諾利（他把奧威爾介紹給鮑威爾）、丹盧瑟（不久，此人就過早地去世了）和金法羅的聯繫。伊頓留給奧威爾的印記甚至也表現在他的舉止言談上。相隔10年之後，傑克·康芒看見奧威爾以從容不迫的步態走進《阿黛菲》雜誌辦公室時就立刻知道，這是一位來自私立公學的畢業生。一位在40年代比奧威爾年輕許多的朋友描述他是「一個從一開始就明顯地表現出私立學校畢業生標誌的人」。

　　令人好奇的是，伊頓的一切在奧威爾的著作中總有一種含沙射影的氣息。10年後，珀爾S.巴克評論一部小說時說，他並不支持這樣一種說法，那就是，作者採用安德魯·蘭[AndrewLang（1844—1912），英國學者、詩人、荷馬專家及翻譯家，以寫童話故事和翻譯荷馬史詩著稱，著有《法國古代歌謠》、《荷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話故事集等——譯者注]「剽竊《奧德賽》文風的手法」。毫無疑問，理查德·裡斯著作的讀者們有著自由的左傾思想，他們喜好類比。《巴黎倫敦落難記》裡的一名侍者身著燕尾服和白衣領襯衫，被認為是對伊頓學生的描寫。這所私立學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競爭對手的身上，這樣一來，《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羅斯瑪麗所戴的那頂時髦的帽子「低低地壓近眼眉像是哈羅德公學學生所戴的草帽」。奧威爾著作中的明喻或許在一千個讀者中只有一人能理解。事實上，伊頓的影響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人們有點迷惑不解的是，作為解決問題的最後一種手段，奧威爾不想逃避這種影響了。奧威爾在後來寫給康諾利的信中充斥了對伊頓哈羅德之間比賽的敘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與奧威爾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們還在戰壕裡，奧威爾問他是否記得伊頓學生划船時所唱的歌，他簡直就是大吃一驚（他唱了，主要是為了讓奧威爾高興）。如果40歲出頭的奧威爾還不能算一個地地道道的伊頓人的話，那麼，他肯定已經是一個被伊頓的形形色色的羅網所包圍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與多位伊頓教師聯繫，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爾，他給奧威爾寫信，中肯地評價了奧威爾發表在《學生週刊》上的文章；喬治·利特爾頓，他希望奧威爾為他正在編輯的系列叢書寫上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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