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12)_學達書庫

一二

　　1917年5月，埃裡克到達伊頓公學。熱衷於分析伊頓經歷的回憶錄可以充塞整整一書架。安東尼·鮑威爾在離開伊頓後10年就想準確地傳達這個地方給他最初的印象是什麼，他是一位觀察力敏銳的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伊頓麻痹了他的感受力。在剛剛到達伊頓的某一天，鮑威爾從書房的窗戶朝外望去，看見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遠遠地從大街的另一端走來，他的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緊貼大腿提著一捆書，後腦勺戴著一頂禮帽，這種禮帽在40年代以前根據社會地位不同是有嚴格講究的，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長褲短以及淺色襪，還有，他的一個肩膀比另外一個肩膀高，膝蓋處微微彎曲，這個形象是典型的「伊頓懶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這個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著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鮑威爾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語，「這是我見到過的最世故練達的人。」他對伊頓的總體評價是，伊頓提供了「一個上演絢麗短劇的場所，有點調皮淘氣的現實主義氛圍，就像勃魯蓋爾的一幅畫」。伊頓給鮑威爾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現出來的標準，其次是它冷靜對待「布賴德謝爾德一代人」。在伊頓，人們不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課桌上，其實遠非這一點，伊頓人把管理整個國家視為個人職責，這就像人們在說「如果你不會講地道的法語，就永遠無法享受巴黎」一樣的清楚，而學校當局一直在默默無言堅持著的是，「如果你不學會文明的行為舉止，英國就會成為不適合你住的地方了。」體驗到這種感覺的並非鮑威爾一個人，康諾利就有過一次相似的感覺。當康諾利參加獎學金考試期間佇立在溫莎橋上時，他注意到兩個沒精打采的伊頓學生在評論橋下船工的劃槳方式，其中一個學生慢吞吞地說，「是的，那個名叫威爾金森的人不是一個很差的槳手。」

　　奧威爾對自己在伊頓度過的4年半的時間所發表的正式評論言語謹慎、字斟句酌，這些話出現在有專業水準的參考書上和寫給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國讀者們看，他的言辭給人一種深思熟慮的感覺，用一些更加動情的話來表達他對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觀點。例如，在《20世紀作家》一書中的1940年條目下，他寫道，「1917—1921年，我在伊頓上學，我很幸運，獲得獎學金，但是我讀書不用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伊頓並沒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響。」5年後，他在為一家文明用語雜誌《評論》所撰寫的簡歷中依然堅持說，「我呆在伊頓，只是因為獲得了獎學金，我並不屬在那兒接受教育的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圈子。」然而，沒有多久，他在《動物莊園》的烏克蘭文的譯本上對此說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頓上學，這是一所費用最貴、最勢利的英國私立學校，而我是通過獲得獎學金進入該校的，否則的話，我們家根本無力負擔我上這種類型的學校。」奧威爾在5年中所講的這3段話清楚地暗示了3點：伊頓對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強留在那兒的；伊頓對他的性格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前兩點的說法合情合理，而第三點的說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為伊頓給予了奧威爾巨大的深遠影響，在他離開伊頓之後，影響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標誌沒有哪一樣東西能超過伊頓。

　　要弄清楚奧威爾在伊頓如何打發時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因為伊頓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頓人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許多不言明的個人或者集體的行為很難穿透到外界。正是在這個時候，伊頓的學生人數驟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裡。實際上，因為人數眾多，許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級的學生交往，而在規模較小的學校裡，全校學生幾乎每天都得接觸。這個時期，奧威爾「在伊頓」只參加有著明顯文學特徵的活動，就像哈羅德·阿克頓、安東尼·鮑威爾、西利爾·康諾利和布萊恩·霍華德一樣。但是，從接受感來說，這並不意味著奧威爾認同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比奧威爾小一歲的阿克頓根據其外表記住了奧威爾；比奧威爾小兩歲半的鮑威爾連這一點也未做到；甚至連1903年9月出身、比奧威爾晚3個學期進入伊頓的康諾利在伊頓看見奧威爾比在聖西普裡安學校看見他少多了，他回憶說，奧威爾「非常偏激、超然離群」，永遠在嘲笑「他們」，即：教師們、原伊頓的學生、牧師和文明用語的同學們。

　　圍繞中心廣場散佈著許多大樓，離溫莎大約一英里左右的距離，所以，伊頓的校園特色很難界定，因為它有宏偉壯觀的建築物、逶迤伸展到河邊沼澤地的運動場；夏天，校園光輝燦爛，冬天，泰晤士河谷霧氣縈繞。鮑威爾在《成長之路》的開篇章節中就描繪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臨河谷，霧靄升起于黃昏時分，彌漫於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籠罩於淡淡的輕煙般的冷霧之中。房子變得有點奇形怪狀，仿佛一隻無形的手在隨意地擺弄它們，把中心建築和周圍的房子全部變成了不規則的四邊形。在中世紀的紅磚建築物裡，久經風霜的遺物不斷地發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築物可圈可點之外，伊頓其他方面的東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歷史中了。奧威爾注意到，伊頓的氛圍幾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囂聲」占主導地位。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伊頓實際上逃脫了阿諾德的教育改革，從而出現了19世紀的英國私立學校。關於這一點，來伊頓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同意，這就造就了伊頓成為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一個充滿著隱匿秘密活動的傲慢實體；永遠維持著正統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見者；貴族化但不絕對；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這所寧靜的校園裡，奧威爾覺得，獎學金與他的巨大願望極不相稱。身為一名國王獎學金獲得者，除了生活開支(大約一年25英鎊)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費用，而奧威爾是被同時代的人稱為「社會精英中的知識分子精英」中的一員。這些人住學校的房子，接受導師的監督，與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獲獎學金的學生有著明顯的區別。大約70名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他們推動著伊頓運轉的輪子，他們是班長、是「流行」社團的成員、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28人的伊頓協會的成員，他們文質彬彬、舉止優雅，享有某些特權，非常講究衣著風格。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埃裡克·文明用語首先是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其次才是伊頓人，因為他是28人伊頓協會中的第14名成員。每幢伊頓學生宿舍都是文明用語分開的，冬天，大門在5點鐘上鎖，這就造成了學生在宿舍內的紛爭。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們做得更絕：他們憑藉著自身的智慧，集合在一起，採取了古已有之的做法。例如，第一年，埃裡克和同伴們就侵佔了低年級學生的寢室，這些寢室是分隔開的單間，位於天花板與屋頂之間。毫無疑問，埃裡克對身處這個位置非常自豪；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可惡的自費生」，後來，他與好幾個住在「半空中」的成員往來，包括後來成為『萬靈』組織一成員和出庭律師的丹尼斯·丹內爾瑟、朗敦和拜占庭歷史學家史蒂文·朗西曼。還有幾張熟悉的臉，然而，埃裡克對前聖西普裡安學校的同學卻很冷淡，例如威爾克斯夫婦的兒子約翰。不管怎麼說，他對伊頓的最初的評價還是以讚揚為主。在某年的暑假中，埃裡克又來到祖父家，與巴迪康姆一家再次相聚。傑辛莎從埃裡克的言談中瞭解到，如果他對聖西普裡安學校持中立態度的話，那麼，他認為惠靈頓是「糟糕的」，對伊頓「有興趣，覺得快樂」。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像其他14歲的男孩一樣，埃裡克在上私立公學開始時是非常高興的，保存下來的1917年的照片證實了這種假設。「與那個年齡的埃裡克一模一樣」，傑辛莎不由地嘖嘖稱讚照片說，「快樂微笑的小男孩，有著一張快樂微笑的臉」。不管快樂與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正式的說法也是如此，那就是，埃裡克打定主意在伊頓好好休息。毋庸置疑，他在伊頓是明明白白的鬆懈懶散。例如，米切爾莫斯說，在1917年的「半學年」(伊頓詞匯，指「一學期」)，埃裡克的拉丁文考試成績墊底，而在聖西普裡安學校時，成績卻是次次超過他。這種懶散並無特別之處，許多男孩子們為了通過獎學金考試而曾經奮發努力讀書，一旦成功，都希望放鬆二、三年。埃裡克的同代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大家一致認為，埃裡克無疑是聰明絕頂的人，但是，如小威爾克斯所說，「我認為他並不用功」。奧威爾懶散的直接後果是學業上的一落千丈，最初，他獲得語言學方面的獎學金，被認為是拉丁文的專家，很快就變成在這方面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了。後來有一陣子，他又嘗試科學方面的學科，可是，他與普羅斯潑一起進行的「化學實驗」表明了他並不具有搞科學的才能，而他卻不這樣認為。伊頓教育制度的「弊端」就在於對於相似智力的學生一門課程又一門課程地一起教下去，在一定的程度上，並不考慮智力較高學生的情況。一年之內，埃裡克不僅被絕大多數人超過，而且似乎很高興擺脫了學業的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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