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11)_學達書庫

一一

　　1915年，埃裡克獲得學校英語競賽獎，感受到成功的壓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歡樂》一文中所說的話很可能是事實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哪一個時期比威爾克斯夫婦激勵他時會令他更加勤奮讀書，他的最後一學年的成績單上全部是優等。1916年2月，他與康諾利因獲獎學金而一道被派往惠靈頓公學。(康諾利根本不喜歡惠靈頓公學：一群身著藍色制服的學生在死氣沉沉的灰磚瓦牆裡喧囂鬧騰，惠靈頓人和杜鵑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結果的東西。)接下去是兩天半的考試以及在伊頓的面試，奧威爾獲第13名，因為立刻發放獎金的人數是前12名，他必須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棄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聖西普裡安學校，獲拉丁語和希臘語獎。6月，參加了哈羅歷史考試。在年終校外考官的報告單上，他和康諾利是該校無可爭辯的學生明星，康諾利英語考第一，奧威爾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更好。奧威爾的名字第二次出現在報紙上，是因為學校接受了一項任務，要寫一首詩來紀念剛剛去世的基欽納勳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擊敗蘇丹，文明用語南非布爾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大臣，因所乘巡洋艦觸雷沉沒而溺死——譯者注］。根據康諾利所說，奧威爾親自把詩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標準報》報社，該報在7月21日發表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傳統的緬懷詩，不會引起研究奧威爾的學者們的興趣。詩的標題是《流浪者之歌》，而當地流浪者的統計數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面上。

　　奧威爾最終在1916年底離開了聖西普裡安學校。他在學校高年級學生跳水比賽中獲得第3名；在狄更斯的獨幕劇《丁當先生的婚禮》中扮演沃德爾先生(校刊認為，這是一出相當好的戲，但是很難演)。他們是在當地的兵營和附近兩座部隊的醫院裡上演的。保存下來的這個時期的唯一的一封家信敘述了許多複雜的演出情況，充滿像「無可名狀的輕快」、「蠻愉快的經歷」等諸如此類的話，沒有一點兒演出辛苦的暗示。12月中旬，奧威爾向威爾克斯夫人告別。已經成年的奧威爾聲稱，他覺察出，在威爾克斯夫人的道別聲中，有「一種恩賜的態度，幾乎是一種嗤笑」。儘管埃裡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卻「不是好孩子一類的人」。世界大戰正打得熱火朝天，在蘇塞克斯郡的寒冷的早晨，奧威爾認為他自己懷有一種什麼樣的情感呢？「失敗、失敗、失敗——失敗在我身後，失敗在我眼前——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這位13歲的小男孩帶著獎學金和框架搖晃的獎狀，打理好背包，消失在青少年時代剩下的歲月中去了。

　　3.伊頓歲月：奧威爾之臉

　　肩膀上永遠有著瑕疵的小男孩。

　　——伊頓公學的同代人約翰·威爾克斯

　　他在學校裡從來沒有非常成功過——讀書不用功，一份獎狀也不曾獲得過——但是，他努力發展適合自己的東西，閱讀了大量的校長在講話中再三反對的書籍，形成了自己對英國聖公會、愛國主義和校友網等等東西的非正統見解……

　　——《讓葉蘭繼續飄揚》(1936)

　　聖誕節後到伊頓公學開學前有一段空閒，埃裡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並於1917年在惠靈頓公學度過春季學期。雖然惠靈頓公學確如利維先生在《墮落與毀滅》中所說的是一所「重要的學校」，但是，它總有一點兒「苦行僧」似的氛圍。該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紀中葉創辦的，它與那些像哈羅公學、拉格比公學等地位顯赫的學校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它的名聲在於它的辦學宗旨是招收「不那麼富有的軍人後代」。另外一個不為太多人知曉的名聲是在校學習時間短——不超過9周。埃裡克在這裡度過了春寒料峭的兩個月的光景。一個後來認識他的朋友與他一起談起該校的情況，得到的印象是，埃裡克覺得該校「過於嚴格艱苦」，即使他經歷過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種種磨難。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該校的特色是「有一種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見的埃裡克唯一喜歡做的事情是在長長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然而，埃裡克畢竟還是遵循該校的傳統，並且在25年後建立起惠靈頓公學同學網，對於伊頓的朋友羅伯特(「羅比」)·朗頓——一位年輕的校長，在二戰空襲中不幸遇難——發起的學校改革深感興趣。奧威爾認為，在朗頓的領導下，惠靈頓公學變得「輕鬆愉快多了」。這表現了奧威爾對待傳統的典型態度：保持傳統和改造傳統兩者兼得；這有點像他對待同學網的態度：蔑視它的魅力，但一見到它又立刻意識它的重要性。而且，惠靈頓的好時光還在日後呢。埃裡克作為1916年獎學金的獲得者終於要走進伊頓公學了。復活節［指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是紀念「文明用語復活」的節日——譯者注］過後不久，埃裡克就離開了惠靈頓公學，去了什羅普郡廷克勒頓的祖父家，與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幾天。從時間順序以及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文明用語夫婦把他們的兒子埃裡克從惠靈頓公學轉入伊頓公學的決定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決策。伊頓公學是中上層社會人士子女讀書的地方，憑藉家長社會地位的關係網，學生更容易從事父輩們的工作，所以，這所學校適合像埃裡克·文明用語這樣的孩子，現在，機會來了，埃裡克和家長毫不猶疑地選擇了伊頓。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第3個年頭，已經過去一多半了，正處於交織停頓狀態。後來，奧威爾回憶起這段時間，認為它是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的年輕人的戰爭熱情銳減而變得冷淡的一段時期。奧威爾說，年輕的老師上了前線，退休教師被拉出來代替他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差，許多學生對戰爭、對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發生的俄國革命也觸動不了他們的神經。大號的西方戰線地圖貼在圖書館的黑板上，上面用絲線環繞的圖釘表示進攻和撤退，卻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它；從佛蘭德前線回來的年輕氣盛的軍官發表演說時，人們暮氣沉沉、無動於衷地聽著。然而，戰爭給文明用語一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語放棄了在高爾夫俱樂部裡承擔的職務，擺出一種高貴的、氣勢不凡的愛國主義姿態報名從軍，任一名臨時調任的陸軍中尉(他時年60歲，是英國軍隊裡最老的下級軍官之一)。他被派往法國，負責駐紮在馬塞利斯的一個馱騾兵站。文明用語先生在軍隊服役期間，文明用語夫人匆忙撤退至倫敦，在救濟部工作。女兒瑪喬麗被婦女團體雇傭充當騎馬的信使。母女倆起初住在鄂爾斯庭院街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裡，後來搬到諾丁山一間較大的房子裡。當時，兩個年幼一點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學校裡。他們的聖馬克大道36號的住處被出租給一批批短期房客。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團聚是非常困難的。而一個實際的結果是，與巴迪康姆一家更親密了。比方說，1917年聖誕節，埃裡克和阿弗麗爾作為每週每人付1英鎊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語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致歉道，「我覺得要求你這樣做的確使你勉為其難，但是，這是非常時期，人們被迫不按常規辦事」)，一年以後，又做了同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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