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傳(10)_學達書庫

一〇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見中，一個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與奧威爾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說法。或許能找到這樣一個人，他就是文明用語裡克·雅各布。像奧威爾一樣，他也是一個隻繳一半費用的學生，在奧威爾離開聖西普裡安學校大約一個學期後進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個中產階級者的生活場景》，其中包括了他對聖西普裡安學校的回憶(書中的學校改名為「聖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諾特先生和太太」)。這本書與奧威爾還有一點有趣的聯繫。該書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該書的卷首引用了康諾利的《不平靜的墓地》中的話，奧威爾在去世前看到過這本書。雅各布是在8歲時進入聖西普裡安學校的，他描述該校是由「精明的、辦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長太太」管理的。他著重指出，威爾克斯夫人心腸好，用丈夫賺來的錢資助窮學生，是一位十分優秀的教師。同時，她也表現出「一種兇狠、任意的脾氣」。倘若一個學生在開學初不幸冒犯了她，那麼，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時間來努力彌補這一過錯。雅各布在他的書中寫到，他看到一個學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詞，反復說道，「主啊，把我從罪惡中解救出來吧，讓我在這一個學期內能遵循阿巴思諾特夫人的教誨，我的主啊，文明用語文明用語，阿們。」說到設立禁閉室，這是「當時教育界的一種時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場的草地上，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某某人的家長看上去那麼陰險，為什麼家境比較差的人整天樂顛顛的，對此情景，沒有幾個人會十分反感。這真有點奧威爾的筆調——雅各布由於「體面的」家庭而進入聖西普裡安學校的核心圈子，但他總是小心翼翼行事。人們常問道「你家有多少錢」？而威爾克斯夫人從來不問這個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她所執掌這所學校裡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詢問這一問題。

　　或許，我們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看奧威爾是怎麼寫的吧。《如此歡樂》究竟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呢？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記錄：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與奧威爾的遺孀索尼婭、奧威爾的至交托斯科·菲維爾一起造訪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討出版奧威爾生前沒有發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語羅傑·森豪斯覺得這些文章令人極度反感，「充斥了自憐自艾」。馬格裡奇同意這種說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奧威爾，唯如此才是大衛·科伯菲爾」。馬格裡奇認為，從某一方面來說，奧威爾的文章非常相似于狄更斯的傳記小說，「只是脫水脫得很厲害」。毋庸置疑，奧威爾的寫作意圖是為了文學創作上的真實可信，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他並沒有做到。一個人也許不會像羅伯特·皮爾斯那樣仔細深入地研究奧威爾的作品，他曾經說過，在花上幾分鐘的時間去調查證據後，你就會發現，奧威爾既沒有弄濕自己的床，也沒有挨過打，然而，像奧威爾的大部分作品那樣，利用文學手段營造出極度險惡的形勢，產生強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過猶不及」，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奧威爾聲稱，學校的魔力「再也不會對我起任何作用，現在，我連憎恨它的心都不復存在了，也根本不會去盼望『輕彈』和『黑人』死掉、校舍燒掉」。顯而易見，這是假話：聖西普裡安學校實實在在地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否則的話，奧威爾怎麼會傷神費力地用那麼多筆墨去寫它呢？說到憎恨，它充斥於《如此歡樂》一文中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種神話情結支配著，著力于加強偶然事件的象徵性(10先令的板球拍買賣被拒絕了，是因為「你們家買不起」)，營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氣氛，把一切調動起來形成一種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專制，「黑人」用一雙仇恨的眼睛注視著一切。奧威爾敘述了一件事情：他帶著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沒有按照原先規定的路線走，是因為他去糖果店買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發現一個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奧威爾立刻就想到，這個人是「黑人」派來的暗探。這似乎是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黑人』權勢無比，他的暗探佈滿各個角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權勢，這一切把我們引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問題是，《如此歡樂》一文是在什麼時候寫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當奧威爾秘書的女人記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顯得輾轉過許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爾後在1947年把它交給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誰打的呢？又是在什麼時候寫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間完稿的(奧威爾在1938年宣佈，他要寫一本關於聖西普裡安學校的書)。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間撰寫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寫和重新打字——因為在那個時候，奧威爾雇傭了另外一位打字員為他工作。不管怎麼說，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歡樂》中的深思熟慮的部分是奧威爾醞釀而成，或者實際上就是他寫的，因為這部分後來演變成《一九八四》一書。許多年來，評論家們一直在懷疑，作者對集權主義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難童年生活的投影，獨裁世界的陰影已經紮根於這個寄宿制學校學生的心中。當然，我們也可以爭辯道，同樣貌似有理的說法是，奧威爾可能採用某種詭計，把自己成人後的對集權主義及其後果的想法用一種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過回憶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生活把它表現出來。把學校比作警察局、把威爾克斯夫人說成是隨心所欲、喜怒無常，這一切——我們可以說——是《一九八四》一書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對於這樣一個謎一般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麼，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憶童年生活的文章與反烏托邦小說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這就足以說明在奧威爾的精神家園裡同時存在著這兩樣東西。

　　奧威爾關於聖西普裡安學校的記敘是否存在文學上的虛構成分？對此，撰寫回憶威爾克斯夫婦文章的作者們後來承認，他們受到了偏見暗示的影響。康諾利把自己在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經歷寫進了《諾言的敵人》(1938)，收到了威爾克斯夫人「無限自責」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親去世後，康諾利又讀了一遍父母給他的信，開始體會到威爾克斯夫婦為他所作的種種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諾利認識到，他所諷刺的事情僅僅是他誇大其詞的狂熱性體現。1967年，為了表達自己對亡者的彌補心情，康諾利出席了很少人參加的威爾克斯夫人的葬禮。沒有一個人與他交談。康諾利的最後定論是，「如果歷史能原諒被人打擾的話，那麼，歷史將如實告訴我們，威爾克斯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勞盡職的人，儘管他缺乏想像力；威爾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體罰和精神上的恐嚇，有時候還把自己的怒氣撒在孩子們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熱心腸的人、一位激發學生前進的教師。」康諾利一直無法不說聖西普裡安學校有著伏都教的本質，他報道說，他聽到一些原聖西普裡安學校的學生要求他們的孩子們在駕車經過該校時，要向現已荒蕪廢棄的運動場揮舞拳頭(奧威爾聽到的謠傳是真的，1939年，該校毀於一場大火)。

　　不管奧威爾對聖西普裡安學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諾利都是獲威爾克斯夫婦獎學金的兩名學生，也是獲得私立公學獎學金的首要人選。12歲的時候，在教育的階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兒仍然是懸而未決。傑辛莎·巴迪康姆記得，某天黃昏時分，在花園裡，文明用語先生匆匆趕來，提醒他兒子把學校佈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們返回亨利鎮(文明用語先生任當地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秘書)。後來，在1915年，他們搬到聖馬克大街36號的一間更小的、半連體的房子裡。沒有一個同學來過這兒，埃裡克自己也不來，雖然這裡能使他想起好朋友來。在當地一位貴族(文明用語先生在高爾夫球俱樂部見過他一面)的贊助下，學生們的課外活動發展成聖誕節期間演出童話劇。據一位演員回憶說，埃裡克演得很差勁，主要是過於靦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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