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99)_埃萊娜·費蘭特

九九

　　拉喬亞：「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結局，好像代表了意大利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某種重生的意味。我在想，事情是不是真是這樣？或者說，意大利是不是經常都處於懸崖之上，處於某種絕境（有時候可能真是這樣，就像我剛才引用的埃萊娜的反思一樣，會用一種赤裸、直接的方式，說出一些其他國家會掩蓋，會修飾的現實）。我們經常會覺得腳下空蕩蕩的。無論如何，「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故事結束於1992年夏天，也就是反黑手黨法官——喬萬尼·法爾科內和保羅·波爾塞利諾被謀殺的那一年，也有一種收場的感覺。故事結束於1980年的地震之後，或1994年的地震也有同樣的效果。或者事情正好相反，這一次我們國家正在翻開（或者已經翻開）新的一頁？

　　費蘭特：我沒有到站的感覺，我也沒有看到結局。我不喜歡樂觀主義者，也不喜歡悲觀主義者，我只是想看著周圍發生的事情。假如最後的目標是所有人過上一種不說是很幸福，但很舒適的生活，這是沒有終點的。反思整個過程，牽扯到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生活，就像我說的，那是幾代人的生活。我和您——還有任何人——不僅僅代表了「現在時」，不僅僅是「最近幾十年」。

　　拉喬亞：意大利人各掃門前雪，從歷史上來說，他們很少關心公眾利益。我們是一個家庭至上的國家，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想像，有時候也是最大單位。同時，家庭也是產生激烈衝突的地方，我覺得這兩種情況並不相悖。無論是對於莉拉還是埃萊娜，情況一直都是這樣，血緣關係根深蒂固，一直都想控制我們。每一種習俗的沿襲都會有代價，這一點我同意。但在意大利，要擺脫家庭束縛，如果不經歷各種痛苦的抗爭，是不是依然不太可能？

　　費蘭特：家庭本身就是暴力的，所有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的東西，都有暴力的因素。也就是說，家庭關係並非我們選擇的關係，那是責任強加給我們的，也不是我們決定承擔的。在家庭內部，美好或糟糕的情感總是很誇張：我們總是誇大溫情，拼命否認那些負面情感。上帝作為天父也很誇張，亞伯和該隱同樣過分，同胞在心裡激起的惡意，更讓人無法忍受。該隱最後殺死了亞伯，就是想切斷這種關係，他不想保護自己的兄弟。承擔保護的責任讓人無法忍受，不堪重負。尤其是，這種糟糕的情感不僅僅不是敵人、陌生人（這些人在河的另一邊，沒在我們的領土上，他們有著不同的血脈）帶來的，也許是我們身邊的人，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人引起的，他們是我們的鏡子，我們應該愛的人，像我們自己。一個人在不造成衝突和痛苦的情況下，順利地擺脫原生家庭是可行的，但他首先要突破自我，在不以自我為中心的基礎上，要愛別人，和愛我們自己不同——這是一個危險的說法——這是我們愉快地生活在這個世上的唯一模式。我們的狂熱自戀會腐蝕我們，我們爭強好勝，超過別人的願望會侵蝕我們。

　　拉喬亞：那些完全投身於生活的人，是不會寫小說的。從這個角度看來，埃萊娜和莉拉之間的關係很典型。有很多朋友或者對手都是這樣的，或者很多藝術家和他們的繆斯都是這種關係，但在小說中，這個繆斯是具體的人，而且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她們全心全意投身於生活，面對生活。莉拉完全就是俗世的女人，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或者，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她才不能記錄所發生的事情。儘管埃萊娜很擔心她的朋友遲早都會寫出一本很精彩的書，能「客觀地」講述發生的事情，但很顯然，這種情況不會出現。

　　類似於這樣的規則反復出現，這引起了我的驚異，讓我會有負罪感。假如忽然間，這些「繆斯」不再是靈感的來源，那對我們是一個威脅。在我看來，這是莉拉和埃萊娜之間關係矛盾的地方之一，如何解開這種矛盾，或者說如何和這種矛盾共存？代替別人講述發生的故事，這在表面上看來是慷慨之舉，或者說正好相反，這是一種傲慢的行為。或者（這種假定最讓人痛苦）這是一種武器，可以洗清我們愛的那些人，甚至抹去他們的真實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您和寫作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費蘭特：寫作是很虛榮的行為。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偷偷寫作，尤其是對那些我愛的人隱瞞我寫作的事實。我怕暴露我自己，很擔心他們不同意我的想法。簡·奧斯丁躲在房間裡寫作，如果有人闖進來，她會以最快速度把稿子藏起來。我很熟悉她的反應，她為自己的自負行為感到羞愧，因為她沒法為自己辯解，她獲得的成功也沒法抹去這種羞愧。無論我怎麼想，事實都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去聽，去想，去想像，把別人強行拉入了我的文字世界。這是我的任務嗎？是一種使命嗎？或者說是一種召喚？誰召喚我了，誰交給我這個使命和任務？神？人民？一個社會階層？一個政黨？一種工業文化？社會下層人民？那些打官司失敗，被剝奪繼承權的人？全人類？那些反復無常的女性？我的母親，我的女性朋友？這都不是，現在一切都更赤裸、直接，其實是我授權自己寫作。出於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我交給了自己這樣一個任務，講述我瞭解的、我所知道的時代，也就是說發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是小範圍內的一小群人，他們的生活、夢想、幻想和語言。我要用一種無關緊要的語言來講述這件事。有人可能會說：我們不要誇張了，這只是工作。事情可能也只是這樣。事情會發生變化，尤其是，我們的敘事發生了變化，但是虛榮依然存在。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寫字，因為我交給了自己這個任務，我要講述。這只是工作——我沒法用這樣的句子讓自己平靜下來。我什麼時候認為寫作是一種工作？我從來都不靠寫作謀生。我寫作是為了證明我活過，鑒於其他人不知道怎麼寫，不會寫，或者不願意寫，我為自己和別人找到了一種證明的方式。好吧，假如這不是虛榮，那又是什麼呢？這難道不是在說：你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我，但我看到了你們，我看到了自己？不，這說不通。唯一的可能就是學會重新規劃「自我」，把自己融入寫作之中，最後脫身而出。作品寫完之後就成了我們的身外之物：是我們積極生活的衍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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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尼古拉·拉喬亞對費蘭特的採訪在2015年2月到3月之間完成。這篇採訪於2016年4月3日發表在《共和國報》上，標題是《我是埃萊娜·費蘭特，我為什麼寫作》。

　　以下是尼古拉·拉喬亞、桑德拉·歐祖拉和埃萊娜·費蘭特的書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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