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98)_埃萊娜·費蘭特

九八

　　拉喬亞：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很多段落，都沒有那種先驗性的、宿命的東西（二十世紀的很多作家都揭示的那種先驗性），只有莉拉的「界限消失」。那些最重要的時刻，也就是說世界在莉拉眼前塌陷，露出了它赤裸裸、讓人無法忍受的一面：一切都變形了，非常混亂，「一個黏糊糊、亂糟糟的現實」，沒有任何意義。那是向人們揭示真相的時刻，每次這種真相非常可怕。這讓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癲癇發作時的幻覺，另外我還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章節。當托爾斯泰小說中的主人公從馬車上看著滿大街的人流時，她確信人生沒有意義，愛情不存在。我們都是一些被拋入亂世中的生命，弱肉強食，最後一絲希望也變得蒼白，抗爭也沒有什麼用，隨波逐流也一樣。沒過多久，安娜·卡列尼娜臥軌自殺。

　　我無法理解（這不是一個問題），莉拉感到「界限消失」時，她的不安和焦慮，是源於她察覺到周圍的世界毫無意義，還是因為那種「迷幻」時刻讓她徹底打開了眼界，讓她感受到相反的情況，也就是說：意義（或者說幸福、平和的可能）是存在的，但很難實現，而且超出了我們的感受力。我所關注的是虛構，就像莉拉說的，「虛假的東西，因為表面乾淨整潔，會讓她平靜下來」。虛假的東西是圍繞在我們周圍的堤岸，可以抵擋混亂和暴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是虛假的，法律和哲學也一樣。從一個方面來說，這註定了我們無法獲得幸福，因為我們只有通過幻覺（把一個虛假的東西當真）來安慰自己。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在想，我們的本性（我們創造出一些「虛假的東西」，建立一種我們之間，我們和世界之間的真正的交流），難道不是我們寫作最主要的靈感來源嗎？

　　費蘭特：每次有人提出，我的小說裡缺少一種先驗性的東西，就好像那是一種缺陷，我都會很驚異。這裡我想提出一個聲明，一個原則問題：從十五歲開始，我就再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無論是天上還是人間。我覺得，無論這個神存在於任何地方，這都非常危險。從另一個方面，我也很贊同神學研究的大部分觀點，神學會讓我們明白這一切紛爭的源頭在哪裡。其他的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那些經歷了各種波折，最後產生了轉機的故事，還有講述一個人實現救贖，證明幸福和安靜是可能的，或者說，講述人們能找到一片公共或者私人的伊甸園，這些故事都能給我帶來安慰。以前我也嘗試過寫這樣的故事，但我發現我無法相信這一點。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危機的場面，那些被撕裂的封條，或者說「界限消失」的意象就來源於此。形狀被打破，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就像奧維德的《變形記》，或者說像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的《格阿加所講述的激情》。我們不能突破界限，我們要向後退一步，為了活下去，需要更好地偽裝起來。我接受所有經歷深刻的危機之後的幻想，還有痛苦的偽裝。我喜歡那些帶著切膚痛苦體驗的掩飾，也就是說，明知道那些東西是虛假的，無法抵擋長期的衝擊，但還是相信它們。人類是暴力的動物，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救贖，會粉碎其他人救贖的可能，產生的衝突非常可怕。

　　拉喬亞：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很多吵架場景的描寫，不同人物暴跳如雷，相互爭吵，這些場面都刻畫得入木三分。這種怒火好像具有傳染性，我在讀到這些章節時，有時候會忍不住用拳頭砸桌子，想更深切地體會到農奇亞·賽魯羅，或者埃萊娜的母親呼天罵地的情景。意大利有些貧民在生氣罵人時，總是讓我很震動。他們罵人的話很豐富，很連貫，會有一些非常荒謬的指責，他們會互相拽頭髮，發出各種充滿想像力的詛咒。我的外公外婆是農民，我爺爺是一個卡車司機。有時候，我聽見他們罵人，或者咒駡自己和命運（儘管這種事情在城市裡要比鄉村多一些），那種發火的方式，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見到過。有時候，我甚至有些懷念，我覺得，受壓迫者怒火爆發，每個民族的體現都不一樣。在法國，事情應該和意大利差不多，在英國也類似。但在一些東方的國家（比如說在泰國），那些窮人對命運的怒火，不會表現得那麼激烈。

　　從一個方面來說，我知道這種爭吵和破口大駡，可能會讓人很難過，讓人覺得低俗。從另一個方面，我想問一下：這難道不是文明的呼喊，他們出於本能覺得貧窮是不公正的？

　　費蘭特：我們現在回到爭吵的問題。的確如此，窮人之間的爭吵是有限度的，好像就到門檻那裡。吵到一定「限度」，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形象地展現了吵架的雙方停留在某個地方，這個過程有力地展現了我們生活的時代。打破階級意識的概念，還有階級矛盾，那些窮人、生活無依的人，他們只有在表達憤怒方面時，詞匯非常富有，在兩個人瘋狂的爭吵中，他們通過語言攻擊對方，把對方擋在「門檻」外面，他們肆意破口大駡，來實現某種淨化。在現實中，這道門檻經常會被跨越，發展成窮人間的廝打，會造成流血事件。或者說他們會重新講和，又回到順從的態度，那些弱小的人會順服霸道的人，成為機會主義者。假如您願意，文明的「呼喊」可以這樣理解，這是意識到了自己的尊嚴，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處境。否則的話，窮人之間的爭吵只能像《約婚夫婦》裡倫佐·特拉瑪伊諾的公雞之間的爭鬥。

　　拉喬亞：對不起，我還是要提到庫爾齊奧·馬拉巴特。在讀您的作品時，我想到了《皮》裡面的話：「你們以為在倫敦、巴黎和維也納能找到什麼？你們還是會看到那不勒斯。歐洲的命運就是成為那不勒斯！」

　　我很難不把這句話和埃萊娜的思考聯繫起來：「那不勒斯是一個歐洲大都市，它的姿態很明確：它相信技術、科學和經濟發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歷史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相信民主會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寫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觀主義——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個方面有用，就是我們從開始就知道：夢想著沒有限度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充滿暴力和死亡的噩夢，現在，很多人不約而同都產生了類似的想法，幾乎是出於一種本能。」

　　這種對歷史的懷疑，引發了對整個世界的不信任，或者是對自然的不信任。講述者埃萊娜在這個系列第三本《離開的，留下的》的開頭是這樣說的：「但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才發現我錯了！這世界上的事情一環套一環，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環：從城區到整個城市，從城市到整個意大利，從意大利到整個歐洲，從歐洲從整個星球。現在我是這麼看的：並不是我們的城區病了，並非只有那不勒斯是這樣，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宇宙，或者說所有宇宙都一樣，一個人的能力，在於能否隱藏和掩蓋事情的真相。」

　　我想談論一下「歷史」的問題，「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人們夢想幻滅的哀歌，也可以說是一首關於現代化的哀歌。最近，有一些歷史學家聲稱，從1950年到1990年的這四十年（分配不均現象減少，社會流動性強，人民群眾經常成為主角），可能是暫時消除了不平等的一個歷史階段，這讓我覺得很恐怖。您覺得，二十世紀下半葉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二十一世紀貧富差距會急劇加大，未來有待於書寫，這樣去面對未來，難道不是更現實嗎？

　　費蘭特：是的，我覺得正是這樣：未來有待書寫，還有更多可能。但是「歷史」和故事已經寫成了，這些故事是站在現在的「陽臺」上，看著過去的電閃雷鳴，沒什麼比這更不穩定的東西了。人們帶著懷念，或者說帶著學到的概念回望過去，這其中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我不喜歡懷念，懷念有時會讓人無視過去的人們遭遇的痛苦，還有籠罩著一切的貧窮，文化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匱乏，滲透社會各個角落的腐敗，小進步之後的倒退，幻滅，我更喜歡審視發生的事實。您提到的那四十年，對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是痛苦掙扎的幾十年。尤其是那些處於底層的女性，她們遭遇了更多的痛苦。不僅僅如此，從七十年代開始，大批人作出了巨大犧牲，經歷了非人的努力，就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批人和他們的子女經歷了失敗的痛苦。更不用說，國內的紛爭不斷，世界和平一直遭到威脅，技術革命和舊政治、舊經濟秩序的解體同時進行，這都很有破壞力。現在的情況是，新千年的貧富差距會急劇加大，這是整個系統帶來的結果。新情況是，現在的窮人已經沒有之前的生活前景了，他們眼前只有資本主義系統，精神也只剩下宗教救贖，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宗教不僅僅管理著天國的降臨，也掌管著上帝在人間國度的崛起。我之前提到的神學，現在正在重新扳回局面。但就像您說的，將來發生的事可能會出人預料。我不喜歡預測未來的人，他們研究過去，在過去發生的事情裡，也只看到對他們有用的部分。摸著石頭過河，可能沒那麼快速迅捷，但更保險，尤其是當漩渦很多時。在我看來，生活在混亂的邊緣無法避免，那些意識到所有生活、事物的平衡都是臨時的人，尤其是寫作的人會感受到這一點。腦子裡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有些事情運作良好，有些東西行不通，在很遠的地方，某樣東西失去平衡後產生的後果，很快就會衝擊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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