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90)_埃萊娜·費蘭特

九〇

　　阿圭拉爾：第四部小說在那不勒斯這個城市上用了很多筆墨，對這個城市進行了描寫和研究。在描寫那不勒斯時，您最大的困難在哪裡？小說在講述的過程中，莉拉好像變成了這個城市的化身，您有沒有覺察到這種情況？

　　費蘭特：的確是這樣，但我很快就排除了這種想法，我不願意把莉拉變成這個城市的化身，那樣就太局限了。我只希望她像其他人物一樣，不停地擴散，從童年到老年，從城區一直延伸到整個城市。那不勒斯是一個很難講述的城市，因為它的線條很不清晰：有兩種極端的氣質在相互融合，它極端的美有時會變醜，它非常高雅的文化，有時會變得粗俗，她聞名於世的熱情，有時很快會轉化成暴力。

　　阿圭拉爾：當萊農回憶往事，她回想起推廣她的小說時做的發言，她好像意識到她利用了別人的生活。當她在描寫童年生活的城區時，她有這種感覺。您會不會覺得，在寫一本小說時，總是帶有一點愧疚。

　　費蘭特：絕對是這樣，寫作，不僅僅是寫虛構小說，總是會攫取別人的東西。我們作為作者的特殊性，只是一個很小的腳注，其他東西都是我們從其他人的寫作、生活，還有他們最隱秘的情感中汲取的，但同時沒人給我們授權。

　　阿圭拉爾：您最喜歡的女作家是哪些呢？還有哪些女性人物吸引了您呢？

　　費蘭特：要列舉出來，單子就太長了，我寧可不說。我只是想強調，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傳統中，女性寫作留下了很豐富的作品，不僅僅在西方是這樣。我覺得，我這一代作家突破了之前的禁錮，我屬於第一代開始有了這種信念的女作家：你並不需要是男性，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今天，我們可以旁若無人，從給我們劃定的那個文學小花園裡走出去，和男性作家進行較量。

　　阿圭拉爾：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您最喜歡的男性形象是哪個？

　　費蘭特：阿方索——萊農的中學同桌。

　　阿圭拉爾：在您看來，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女性友誼這個主題，在文學史上很少有作家寫，您知道為什麼嗎？

　　費蘭特：男性之間的友誼在很多小說中都有所展現，具有堅實的傳統，而且男性友誼已經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但女性友誼的準則和尺度還有待形成。只有在近些年，才有作家有所涉獵，這是一個艱難的探索，很容易陷入一些既定、刻板的模式。

　　阿圭拉爾：在小說中，萊農對於女性主義（在小說中，萊農的小姑子應該是女性主義者的化身）的態度發生了一系列轉變，最後逐漸疏遠。您對女性主義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費蘭特：如果沒有女性主義思想的話，我到現在只會是一個有文化的小姑娘，沉浸在男性主義文化和亞文化裡，自以為可以獨立思考。女性主義幫助我成長，但現在看來，我看到，也感覺到，新一代年輕人好像對此嗤之以鼻。她們並不知道，我們獲得這一切的時間不長，狀況也並不是很穩定。我在故事裡講述的那些女性，她們深切地知道這一點，因為她們切身經歷了爭取權益的過程。

　　阿圭拉爾：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第四部中，萊農有幾十年的生活過得很快，好像講述的節奏發生了變化。就好像對於您來說，很難講述剛剛過去的事。對於您來說，這個小說收尾是不是很難？您現在是不是還在想著您筆下的那些人物？

　　費蘭特：對於我來說，現在這些人物還很鮮活，好像我還在寫他們的故事，我還無法遠距離地審視他們。至於眼前的事情，的確是很難寫，因為眼前的現實很易變。假如我講現在的故事，我會想像它是一道懸崖，或者瀑布上面的水花。無論如何，最難寫的並不是第四本，而是第三本。

　　阿圭拉爾：您小說中的主人公總是女作家，為什麼？還有另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母性？寫這些東西時，是不是很難開誠佈公地寫？

　　費蘭特：女性會寫下很多東西，並不是出於職業的需要，尤其是她們處於危機時，她們會通過寫作整理思緒。我們的很多事情之前都沒有講清楚，有很多事情甚至都沒被講述過。每天的生活會讓我們思緒凌亂，我們需要整理思緒。女性的生育體驗，在我看來是只有女性才有的體驗，但作為文學真相，一切還有待開拓。

　　阿圭拉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您的小說有一種古典悲劇的宿命感，古希臘經典作品對您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費蘭特：從小我就學習了古典文學，後來我翻譯了很多作品，無論是從拉丁語還是從希臘語，這是出於個人愛好。我想學習寫作，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練習。後來我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就不再做古典文學翻譯。您說在我的作品中，能夠感受到古典作品帶來的影響，這讓我很欣慰。但我要說明的是：我筆下的這些女性總是困于歷史、文化的圍牆之中，並不是受命運的支配。

　　阿圭拉爾：您目前在寫新書嗎？

　　費蘭特：是的，我一直都在寫東西，很少有停下來的時候。即使我寫完一本書，我也不是很願意發表。因為寫作讓我心情愉悅，發表並不會給我帶來好心情。

　　注：

　　安德烈阿·阿圭拉爾對費蘭特的採訪，2015年11月11日發表在西班牙《國家報》文化副刊《巴別利亞》上，原標題為《埃萊娜·費蘭特：寫作是一種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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