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84)_埃萊娜·費蘭特

八四

　　喬：距離您發表第一本小說已經快二十五年了，到現在，您的小說已經被翻譯成很多種語言，對此您有什麼感想呢？

　　費蘭特：我為我的書感到高興。這些書很受歡迎，在世界上到處傳播，它們非常幸運。

　　喬：您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會成為作家？您什麼時候開始感受到自己成為了作家？

　　費蘭特：我早就意識到自己會成為作家，從小時候開始，我就很喜歡講故事。但我現在坦率說吧，假如您說的是工作和社會層面的作家，那我從來都沒覺得自己是作家，到現在也不是。我都是盡可能地在寫作，但很長時間以來，我做的都是其他工作。

　　喬：從女性的角度去寫女性人物，您有沒有覺得這需要一定的勇氣呢？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那至今為止，為什麼用這種方式寫作的作家很少，而且也寫得不夠深入呢？

　　費蘭特：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勇氣。當然，可以肯定的是，需要突破女性性別，要打破常規的女性形象，這種形象是男性縫到我們身上的，女性也以為那是她們的天性。另外，需要突破男性文學的偉大傳統，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但比一個世紀前容易得多：我們有一個質量上乘的女性寫作傳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我們尤其是要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對抗男權社會的女性，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都很重要，但對於文學的風險很大。寫作的人，應該去講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為自己瞭解的事，儘管這些事情可能有悖於他的意識形態。

　　喬：您有沒有意識到，您講述了一些讓讀者很不舒服的真相？

　　費蘭特：那些讓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學的鹽，但並不能夠保證一本書會成功，但正是語言講述了真相，才能夠獲得力量和滋味。

　　喬：您知道嗎？有一些讀者不是特別贊同您寫的關於女人、母親、女兒，以及母女關係的事情，而另一部分讀者覺得，您非常瞭解這個主題。

　　費蘭特：一本書必須促使讀者去反思自身的處境，思考這個世界。之後，這本書就可以束之高閣，或扔在垃圾筐裡了。

　　喬：有時候，讀者對您的作品特別能感同身受，就像您告訴了他們一些難以啟齒的事，您沒覺得這很可怕？

　　費蘭特：假如這是真的，我會很幸福，也會感到非常不安，文學的使命就是講述那些難以名狀的東西，同時這也是文學一個沉重的責任。很少有作家會承擔起這個責任，但我不屬於這種情況。我只是想作為一個見證者，講述我在自己身上，還有在別人身上看到的一些真實的東西。

　　喬：您的小說譯本和原文相比，一定會失去很多東西，您對此有什麼看法？您是不是很難接受這種語言轉化中的損失？

　　費蘭特：剛開始，我覺得我可以去檢查一下那些翻譯版本，但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書寫出來之後，它們有自己的命運。我們只是希望，其他語言能盡可能表現出小說中的細微之處，希望其他文化能接納這些小說。

　　喬：在您的小說中，方言，還有不同的語體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費蘭特：對於我來說，最初經歷都沉積在方言上，後來要落在紙面上，我用意大利語講述的東西，也是從其中提煉出來的，然後找到一種合適的語體。我筆下的那些人物，總是會覺得那不勒斯方言是一種帶著敵意的語言，方言裡保留著一些秘密，這些秘密永遠都不可能進入意大利語裡。

　　喬：那不勒斯方言有什麼特殊之處？有什麼東西是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表達的，但意大利語卻表達不出來的？

　　費蘭特：學習意大利語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我一直都覺得，那不勒斯方言就像鋒利的爪子，把我向下拉。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發生了變化，在我頭腦中存在兩種語言，它們相互為敵。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講述發生在我和我朋友身上的事，有很多都是我覺得羞恥，或者是我熱愛的東西，當然了，有很多東西是無法傳遞到意大利語裡去的。

　　喬：您的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邊界」，還有對邊界的突破：城裡和城外，內心和外部表現，母性的內部和外部，婚內和婚外。邊界一直在消失……

　　費蘭特：「邊界」會讓我們覺得自己是穩固的。人們感到某種威脅，或者說矛盾時，就會封閉這些邊界。邊界會讓我們成為一個整體，會減少威脅到我們身份的離心力。但這是一個純粹的表像，因為一個故事開始，就會有一個個「邊界」被跨越。

　　喬：突破這樣的邊界會有什麼價值呢？

　　費蘭特：邊界最主要的價值就是它設定的界限，會把我們放置於一個圓圈內部，我們會帶著一種批判的眼光去看圈內和圈外，一直到嘗試探出頭去突破這種界限。

　　喬：女性會更敏感，更能意識到這種界限的突破嗎？

　　費蘭特：女性最近一百年的歷史，都是建立在這種充滿風險的「突破邊界」的基礎上，這是男權文化為女性設置的「邊界」。在各個領域的結果都非常驚人，但還是有人要重建之前的邊界，這些人的力量也是同樣強大。這種力量有時候表現為一種簡單、純粹和血腥的暴力；有時候也會表現在一些紳士身上，他們會通過一些輕描淡寫的諷刺，詆毀我們的成就，或者貶低我們。

　　喬：跨越這些邊境，可能會造成「消失」，這也是您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消失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裡？（小說家西瑞·阿斯維特也經常表現這一主題，比如說，她的小說中也有一些消失的母親。）

　　費蘭特：我的第一本小說《煩人的愛》，講的就是一個消失的故事。那些消失的女人，可以解釋為，面對一個暴力的世界，她們已經放棄了戰鬥，這種消失也可以解釋為一種果斷的拒絕。意大利語裡有一句特別難翻譯的話：「Io non ci sto.」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我不在」；在特定的場景下，另一個意思是「我不願意接受你們的提議」。一般來說，可以解釋為：「我不同意，我不想。」拒絕就是不願意參與這場壓迫弱者的遊戲，拒絕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喬：我們這些讀者都感覺對您很熟悉，您覺得這正常嗎？在這種情況下，您覺得自在嗎？

　　費蘭特：作家都存在于他們寫的書裡。他們在書裡展現出一種絕對的真實，那些真正的讀者是會瞭解到這一點的。

　　注：

　　露絲·喬對費蘭特的採訪2015年8月21日刊登在比利時《標準報》上，標題是《讓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學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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