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80)_埃萊娜·費蘭特

八〇

　　孔加爾：在您的採訪中，您經常會提到，女性的作品和鬥爭對您的個人成長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很多批評家，其中包括詹姆斯·伍德，把您的寫作定義為「女性寫作」，他把您和西蘇、伊裡加雷、茱莉亞·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女性主義者放在一起。當您寫作時，您是不是也想給女性主義鬥爭作一份貢獻？您的小說有沒有女性主義的使命和功能？在描寫父權社會和階級差異引起的痛苦和不公時，有沒有可能避開政治意識形態或社會觀念？

　　費蘭特：女性主義文化薰陶，是我個人經歷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面對這個世界的方式，但對於我來說，敘事並不意味著讓小說成為政治文化鬥爭的一股力量。可能這樣也沒什麼錯，但我擔心，這種上綱上線在文學上會起到很糟糕的效果。我講述的是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我的體驗越是難以通過日常語言表達出來，我越是覺得小說寫作的緊迫和正確。

　　孔加爾：對於您來說，節奏、每個句子的調子都很重要，有時候甚至比講述的內容更重要。為什麼呢？您有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很難給故事找到正確的調子和語言？您什麼時候感覺自己找到了正確的語言和調子？在哪些作家中，您看到了完美的節奏和調子？

　　費蘭特：對我來說，尋找正確的調子是各種嘗試的目標。我覺得，這也一直是文學寫作的關鍵，但在上個世紀，這變成了一種執念。讓我靠近事物和真相的咒語是什麼？我該如何去描述世界呢？把那些無法言說的，變成可以言說的東西，我應該採取一種什麼樣的策略，不是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距離，而是盡可能縮短這種距離。我用「尋找調子」這個說法，只是為了簡化二十世紀寫作關於「可描述」與「不可描述」的討論。「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基調，產生於「處於邊界之內」和「界限消失」對人物的衝擊。

　　孔加爾：埃萊娜和莉拉之間的友誼，以一種高超的手法得到講述，在讀者的眼裡非常真實。除此之外，兩個女性之間的矛盾，給人的感覺，這是每個人內心的衝突。這兩個女孩子之間的較量中，也可以感受到我們內心不同的衝動。「你是我的天才朋友。」這是莉拉說的話，也是第一本書標題的出處，整個故事就是從這裡展開。莉拉對埃萊娜說這句話，是為了鼓勵她繼續學習。然而書中的講述者「我」通過講述，想讓我們看到：莉拉才是她的天才朋友。

　　您為什麼選擇兩位女性的友誼作為這四本書的主線？她們是那麼不同，卻很能說明問題，這兩個人物之間持續不斷的矛盾起到了什麼作用？

　　費蘭特：我想講述一段持續了一輩子的友誼，想展示這段友誼的複雜性。但就像我通常習慣的寫法，在講述的過程中，講述者「我」很明顯對故事的一部分情節採取沉默的態度，就好像她沒法深入講述這些問題，或者說，她的講述是一個糟糕的初稿，永遠都無法達到完美的狀態。這是因為另一個女人——她不是講述者，而是被講述者，她具有能深入、完整講述這個故事的能力。寫作時我有兩個目標：第一就是講述我所知道的一切，同時讓我所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一切也進入故事中。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非常側重第二個目標。我相信故事的力量，假如這種力量存在，是從文字中能感受的，和誰寫的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寫的內容。

　　孔加爾：卡爾維諾提出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我塑造了這些人物，還是這些人物塑造了我的形象？」埃萊娜和莉拉有沒有塑造埃萊娜·費蘭特的形象呢？

　　費蘭特：是的。在你寫作時，你就是你寫的東西，那就像一個鳥巢一樣包裹著你，和你融為一體，你在寫作之外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的屋簷。

　　孔加爾：在您的小說中，有幾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有些人物和場所反復出現，這讓很多人覺得，您的故事都是自傳體，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觀點是不是真的呢？

　　費蘭特：我在寫作時經常會用到我的體驗，但只有在不扭曲真相的情況下，我才會把我的經歷變成故事中的情節。

　　孔加爾：挪威作家卡爾·奧維·克瑙斯高寫了一個系列的六本書，也獲得了巨大成功。在挪威，人們經常把他的作品和「那不勒斯四部曲」放在一起進行對比。在他的第二本中，他說他的人生進入危機，他決定寫一本自傳體小說，最後他發現：「所有敘事的核心，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總是要達到一種逼真。但是逼真和真實之間還是存在距離。」當您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這種敘事的逼真性和真相之間的距離，有沒有讓您覺得不舒服？當您在寫作時，您是如何突破這個距離的？

　　費蘭特：我有時候會覺得不舒服，那是因為我看到，作者的目標很單純、很簡單，就是想講一個逼真的故事。長久以來，「逼真」和「真實」之間形成了一種象徵關係。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他的任務是講述那些難以講述的事情，那些經常被遺漏、很難整理歸類的東西。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遠離「逼真」，要縮短我們的體驗和真實的核心之間的距離。

　　孔加爾：意大利作家羅伯特·薩維亞諾還有其他作家公開推薦您的作品參與斯特雷加獎的評選，現在您已經入圍了第二輪評選。您的編輯桑德羅·費裡說，假如能獲獎的話，您會非常高興，但您補充說，這個獎項是權威人士評選的，您決定不加入其中、成為這些人的一員。在您看來，權威人士（評委、學者、記者、電視或廣播主持）評出的這個獎項，對於寫出的文字會帶來什麼影響？得到這些人物的承認或者被他們忽視，會不會限制寫作的自由？

　　費蘭特：我的書屬於那些讀它們的人，我尊重所有讀者，無論他們是文學大獎的評委、學者、記者、電視或者廣播台的主持人，還是普通讀者。每本出版的書都會有自己的命運，最重要的是，它要在我或者文字之外的我不參與的情況下，走上自己的旅途。

　　孔加爾：在您的小說中，人物的內心世界非常清晰，尤其是那些女性人物。您說到的「碎片」，也就是說您母親經常用的詞匯，這和內心世界有什麼聯繫？是不是「碎片」可以用來解釋內心世界？

　　費蘭特：「碎片」是我們的一部分，很難用語言或其他形式表述，它會攪亂我們感覺很穩固、很嚴密的秩序。每一種內心世界，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一團亂麻對自我控制力的衝擊，假如我們希望文字充滿能量的話，我們要嘗試講述這些混亂、有熱度的東西。

　　孔加爾：當您在寫作時，是不是處於一種「碎片」的狀態呢？或者是一個有秩序、有規劃、精打細算的過程？還是每本書的情況都不一樣？

　　費蘭特：我必須遵照一定的秩序，我必須有安全感。但我知道，我認為一本書值得寫出來，是因為我感覺我開始打破這種秩序，寫作開始進展，首先是一個自我冒險過程。

　　孔加爾：現在會發生什麼？您在寫一個新小說嗎？會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後出版嗎？

　　費蘭特：我目前在寫新小說，但我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說服自己去發表另一篇小說。

　　注：

　　土耳其記者亞賽民·孔加爾的採訪，2015年7月20日刊登在網絡雜誌《T24》的文化專欄上，標題是《作者的任務是進入文本的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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