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49)_埃萊娜·費蘭特

四九

　　▼2-6．這孩子怎麼這麼難看！

　　法國對於我來說，就是距離魯昂八英里的永鎮城堡，巴黎是我很久之後才瞭解的。我記得，整個下午我都在鑽研這個地名。那時候我不到十四歲，我漫遊在包法利夫人的世界裡，後來那些年，我腦子裡添加了很多其他地方，有的距離永鎮很近，有的很遠，但對於我來說，永鎮還是法國最主要的地方。幾十年前我讀到這本書時，我忽然感覺受到了很強的衝擊：我感覺自己就像故事中的人物，同時我愛上了寫作。

　　我在貝爾特·包法利——愛瑪和夏爾的女兒身上看到了自己，感到很震動。我知道，我的眼睛看著那幾頁紙，我清楚地看到那些文字，然而我感覺每次我的身體試圖靠近母親，就像貝爾特靠近愛瑪，想要抓住她一樣，「想要抓住她罩袍上的帶子」。我很清楚地聽到，包法利夫人的聲音越來越不耐煩：「走開，走開，哎，叫你走開！」這特別像我母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時的聲音，她不想我打攪她，但我卻不放過她。包法利夫人被紛亂的心思帶走了，就像在下雨的天氣裡，一片葉子被雨水沖向下水道黑漆漆的入口，她心煩意亂的叫喊，深深刻在了我的腦子裡。隨後包法利夫人用胳臂肘去推她女兒，在這個場景裡，貝爾特—我「摔倒在櫃腳的銅花飾上，劃破了臉頰，出了血」。

　　我是在我的出生地那不勒斯讀的《包法利夫人》。我非常艱難地讀了原著，那是一個冷冰冰但很優秀的老師讓我讀的。我的母語是那不勒斯方言，裡面沉澱著希臘語、拉丁語、阿拉伯語、德語、西班牙語、英語和法語，尤其是一些法語詞匯。那不勒斯方言的「走開」「血」和法語很像。所以我在讀《包法利夫人》時，有一些片段讓我覺得好像是用那不勒斯方言寫的，這一點兒也不奇怪。我母親會用愛瑪的話說：「走開！」貝爾特摔倒在櫃腳的銅花飾上——當我看到這裡時，我感覺我母親也會像愛瑪那樣說「拿橡皮膏來」，貼在我受傷的地方。

　　這時候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對於我來說，地理、語言、社會、政治、一個民族的所有歷史都在我愛的書裡，我可以進入這些書裡，就好像我正在寫那些書。法國很近，永鎮距離那不勒斯也不是很遠，傷口會流血，橡皮膏貼在臉上，會扯著皮膚，包法利夫人會用拳頭快速打過來，留下的青痕很久都消不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產生了一輩子都無法消除的懷疑：我母親是否至少有一次，會像愛瑪看著貝爾特那樣看著我，用同樣可怕的話語嘀咕：「真怪，這孩子怎麼這麼難看！」難看——孩子在自己母親眼裡很難看。我很少讀到寫得這麼好、這麼讓人難以忍受的句子。這句話是用法語說的，但它直接擊中了我，一直到現在，我還能感到那種餘波，這要比愛瑪推了貝爾特一下、讓她撞到櫃腳的銅器上更糟糕。

　　那些語言從我身上進來，出去：當我閱讀時，我從來都不會想著書是誰寫的，就好像它們是我自己寫的一樣。小時候，我不知道那些作家的名字，對於我來說，每本書好像都是自動寫成的，它們開始，結束，有時候讓我很感動，有時候不會，有時候讓我哭，有時候讓我笑。居斯塔夫·福樓拜這個名字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那時候我已經很瞭解法國了，那不僅僅是由於書本的緣故。我可以計算出魯昂到那不勒斯的真正距離，瞭解意大利小說和法國小說的距離。我現在看了福樓拜的信件，還有他寫的其他書。他的每個句子都寫得很好，有的非常精彩，但後來沒有任何句子，在我心裡能比那句母親的嘀咕更有破壞力：「真怪，這孩子怎麼這麼難看！」在我人生的某些階段，我想，只有像福樓拜這樣的男人，才能寫出這樣的句子：他沒有孩子，是一個沉迷於讀書的法國男人，像一隻關在家裡哼哼唧唧的狗熊，一個厭女症患者，他覺得自己既當媽又當爹，那是因為他有一個外甥女。我帶著憤怒和敵意想，在其他時候，那些男性文學大師，已經讓筆下的女性人物說出女人真正想的、真正經歷的但還不敢寫的東西。現在我的想法和青少年時期一樣，我覺得那些作家是忠誠、勤奮的文書，他們白紙黑字寫出了自己想寫的東西，但真正的寫作，最重要的寫作是讀者的作品。儘管福樓拜是用法語寫的小說，我是在那不勒斯讀到的，愛瑪說的那句「你走開！」，還有貝爾特臉頰被櫃腳的銅器弄傷流的「血」，傷口上貼的「橡皮膠」，都有那不勒斯方言的韻味。那是我母親的心思，她用自己的話說：「這個孩子真難看！」我真覺得，我母親是這麼想的，因為愛瑪就是這麼看貝爾特的。因此，後來我總想把法語的那句話抽出來，放在我的小說裡，我要寫出這句話，並感覺到它的分量，我要讓它變成我母親的話，讓她親口說出來。我要聽見她親口說出來，我想明白這句話到底是不是女性的話語，一個女人到底能不能說出這樣的話。我在想，我有沒有看著我的女兒，想到過這句話，我在想，我是要把這句話抹去，還是吸收進我的小說裡，把法國男人說的這句話變成女性、女兒和母親的話。這是法國真正擁有的東西，突破性別、語言、民族、時間和地域。

　　注：

　　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用來回答瑞典編輯布龍貝格的問題，這家瑞典出版社購買了《被遺棄的日子》的翻譯版權，但在翻譯完成之後，決定不出版此書，他認為，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奧爾加對待兩個孩子的方式，在道德上應該遭到譴責（詳見2003年10月21日的《晚郵報》的報道《費蘭特在瑞典很討人嫌》，作者欽齊亞·菲奧裡）。這篇文章的修訂稿刊登在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圖書出版報》上，2004年巴黎書展召開之際，又被收入合集《這就是法國！》，標題是《語言的重量》。這篇文章於2005年6月28日刊登在《共和國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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