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45)_埃萊娜·費蘭特

四五

　　▼2-2．文字中的生活

　　弗朗西斯科·埃爾巴尼對費蘭特的採訪

　　埃爾巴尼：您之前是不是學的文學專業？如果不是文學專業，那您的專業是什麼？

　　費蘭特：我大學畢業于古代文學專業。但大學專業經常和我們真正學到的——出自激情和需求學習到的——東西沒太大關係。矛盾的是，那些真正塑造我們的東西，通常沒有被寫進我們的履歷。

　　埃爾巴尼：除了寫作，您還有別的工作嗎？是什麼工作呢？

　　費蘭特：我做研究、翻譯、教書。寫作對於我來說不是工作，研究、翻譯和教書也一樣，這是我的存在方式，是我的營生。

　　埃爾巴尼：您身邊的人瞭解埃萊娜·費蘭特嗎？

　　費蘭特：當一個人真正寫作時，最冒風險的其實是那些最親密的關係：血緣關係、愛情或者友誼。我們寫作時，眼前的人——那些能接受寫作帶來的最殘酷、最具破壞性的結果的人，總是屈指可數。

　　埃爾巴尼：您為什麼要離開那不勒斯，是逃離了這座城市嗎？

　　費蘭特：我需要工作，我在別的地方找到了工作，這是一個離開那不勒斯的好機會。我出生的城市，在我看來沒有任何救贖的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了。但那不勒斯其實很難擺脫，哪怕是我和它之間相隔大海，那不勒斯一直保留在我的動作、語言和聲音裡。

　　埃爾巴尼：有人說，您之前在希臘生活過，現在又回到了意大利，這個傳言裡有沒有真實的成分？

　　費蘭特：是的。但是，我說我在希臘生活過，這也是用一種簡潔的方式來說明這些年我經常換地方，一般我都很不情願，這是出於生活的需要。但現在，我的居所開始變得比較固定。最近我的生活沒太大變化，我不用跟著別人搬家了，我只需按照自己的需要住在一個地方。

　　埃爾巴尼：為了隱藏您的作家身份和寫作，您採取了什麼特別的策略嗎？

　　費蘭特：我不是故意隱藏我的寫作，是寫作隱藏了我。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思考、記筆記，分析其他人的寫作，寫出自己的東西。讀書和寫作一般都是在房間裡進行的，讓你躲開了其他人的耳目，但最大的風險是，這也讓你看不見其他人。

　　埃爾巴尼：隱身寫作有沒有給您帶來限制？有沒有影響到您的寫作？

　　費蘭特：一個人只為自己寫作時，寫作是一種自由的行為，用一個矛盾修辭來說，就是一種事先聲明的隱藏。當這種秘密的行為——就像青少年時袒露心扉的日記——要成為一種公開的文字，問題就出現了。問題在於：我寫給自己的文字，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讓別人看的？從這時候開始，並不是秘密會限制你、影響你的寫作，而是可能的讀者。

　　埃爾巴尼：「一個人自我的實現，是由他寫出的東西來衡量的。」您說過，您不會接受這種生活觀念，但一個作家怎麼能把自己的生活和他的寫作分開呢？

　　費蘭特：實際上，的確有些不可能，因為興趣的驅使，我總是會投身于文字，其實大部分時候都是枉然的。您提到的那句話，我想說的是別的意思。我想說，在經歷了一個非常執著於寫作的糟糕的青春時代之後，一段時間以來，我慢慢放下執念，不再覺得寫作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方式，而是三四種能增加生命深度的方式之一。

　　埃爾巴尼：您說，出版市場、媒體都傾向于把作家打造成「光鮮靚麗的人物，會幫助作品的發行」。這種變形是事實（報紙支持這種做法，出版社和作家也很配合）。但我們都知道，萊奧帕爾迪、托爾斯泰和路易—費迪南·塞利納的生平經歷，沒有什麼商業方面的重要性，卻有助於讀者理解他們的作品。當然，不是為了讓讀者產生那些天真的想法，比如說，萊奧帕爾迪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那是因為他是駝背。您認為，作家的個人故事對於解讀他的作品是不是沒什麼用處？

　　費蘭特：作品不需要作家，我並不支持這種觀點。我只是想自己決定，什麼東西可以公開，什麼東西是私人的。我認為在藝術上，最重要的生活，是那些奇跡般活在作品裡的東西。因此我非常贊同普魯斯特的態度，他反對傳記實證主義，反對聖伯夫[15]傳記式的文學批評，我喜歡他的姿態。並不是萊奧帕爾迪的襪子的顏色，或是他和父親之間的衝突，能幫助我們理解他詩句的力量。通過作家的個人經歷，並不能讓人看到作品的偉大，這些經歷只是周圍裝點的小故事。或者用諾思洛普·弗萊[16]的話來說，我們只能看到莎士比亞的幾個簽名、一份遺囑、一份洗禮證明，還有一幅看起來像癡漢的畫像，這絲毫不會影響《李爾王》裡神奇的想像力。莎士比亞活生生的身體（想像、創造力、衝動、不安，甚至可以說他的語氣、心情和神經反應）永遠活在《李爾王》之中。其餘的只是好奇，文化市場上奪人眼球的炒作，或為提高職稱寫的文章。

　　【[15]聖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Beuve，1804—1869），又譯為聖勃夫，法國19世紀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
　　【[16]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加拿大文學批評家，代表作有《批評的剖析》等。】

　　埃爾巴尼：您主動脫離了出版圈子，您不是很贊同這個圈子的運作方式。但您也說過，讓您選擇不出現還有一個原因：《煩人的愛》中有一些東西和您的個人經歷相似。哪個原因更真實？

　　費蘭特：這些都是真實的原因，但並不是所有的原因，我試著列舉了一些更複雜的原因。但假如把所有這些原因加起來，我覺得非但不能把事情說清楚，只能讓人更加迷惑，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就像所有的書，無論好壞，偉大還是平庸，那些書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

　　埃爾巴尼：您有沒有擔心，您的隱姓埋名，會不會影響到人們對您小說的解讀？比如說，可能讓那些讀小說的人產生一種特別的好奇心，讓他們帶著執念，在文本中去尋找和分析您不公開身份的原因？

　　費蘭特：有這種可能。出版第一本書時，我沒想過作者不現身會帶來的後果，是不是會引起爭議，現在通常作家都會積極抛頭露面，打造自己的公眾形象，爭取自己的粉絲團。從另一個方面，我認為真正的讀者和粉絲完全不一樣，真正的讀者看的不是作者為了露面精心打扮的外形，而是每個詞語下的赤裸現實。

　　埃爾巴尼：在您前不久寫的一個故事裡，您描寫了一個非常傲慢、蠻橫的人物形象，您把這個形象和貝盧斯科尼放在一起。您提到，意大利人現在都變成了「觀眾」，下一步，您的寫作主題會發生變化嗎？

　　費蘭特：我不知道，我希望不會。可以說，我很想搞清楚，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全部都戲劇化了，這會是什麼樣的情況，這讓公民的概念變得空洞。讓我震動的是，人們越來越致力於變成「人物」。讓我害怕的是，一種小說中常用的效果——暫時停止懷疑——已經變成了一種民主政治統治的工具。對於我來說，貝盧斯科尼代表了民主代表制度的變化，比裡根、施瓦辛格更典型。如果寫小說時要面對這些主題（因為義憤，可能只是一個遙遠的可能），我會用這些年我練習的表達形式去寫。

　　注：

　　弗朗西斯科·埃爾巴尼的訪談，前面有一段篇幅比較長的引言，刊登在2003年10月26日的《共和國報》上。標題是：《沒有面孔的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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