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20)_埃萊娜·費蘭特

二〇

　　▼1-13．沒有安全距離

　　斯特法妮婭·斯卡特尼對費蘭特的採訪

　　斯卡特尼：《被遺棄的日子》描寫的是一個女人生活中很可怕的時刻，您通過一種非常直接、真誠，近乎殘忍的方式寫出了這種狀態，尤其是對女主人公的剖析非常深入。您認為，您的匿名狀態，對於描述這種處境有幫助嗎？

　　費蘭特：我不知道，為了忍受生活，我們會說謊，尤其是會對自己說謊。有時候，我們會編制一些非常美麗的童話，有時候，我們會說一些經不起推敲的謊言。謊言會保護我們，會減輕痛苦，會讓我們避免認真反思帶來的憂慮，會稀釋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懼，甚至讓我們免於自我傷害。但在寫作時，我們永遠都不能說謊。在文學的虛構之中，需要非常真實，要讓真相在紙上浮現，甚至要達到一種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我們要把我們生活中真實的樣子和寫作時的樣子分開，這會讓我們避免自我審查。

　　斯卡特尼：為什麼您拒絕做一個公眾人物呢？

　　費蘭特：這是出於一種近乎強迫症的硬性需求。我們在寫作時，寫作的辛苦會觸及身體的每個部位，當一本書結束之後，就好像一個人被強行搜身，毫無尊重可言，作者唯一希望的事就是回到完整狀態，回到平時的樣子，有自己的語言、思想、人際關係和工作。只有作品是公開的，作品裡有我們想要說的所有東西。現在誰還在意寫出作品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作品已經寫出來了。

　　斯卡特尼：您的作品看起來不像是針對讀者寫的，好像是一種私人寫作，唯一的傾訴對象是紙張（電腦）或者是自己，是這樣子的嗎？

　　費蘭特：事情並非如此，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我寫的書會有人看。但我寫作時，讀者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要找到一種能量，深入挖掘我正要講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唯一不會受到別人影響的時刻，就是我在尋找語言和詞匯，突破庸常的表述，揭開表像的時刻。即使是我發現這樣挖掘也沒用，因為表面之下什麼都沒有，這也不會嚇到我。

　　斯卡特尼：讀您的書時，我想著一種寫作人生，生活的時間就是寫作的時間，正是因為如此，您在十年之間才寫了兩本書嗎？

　　費蘭特：我必須承認，我帶著尷尬承認：在十年期間，我並不是只寫了兩本書，我寫了很多書。但我覺得，我和《煩人的愛》《被遺棄的日子》之間，還沒有產生一個安全距離，寫這兩本書，就好像把手放在還沒有癒合的傷口上。在其他書裡，我也講過那些已經癒合的傷口，我用準確的語言，一種適度的距離講述這些故事，但我發現這並不是我的路子。

　　斯卡特尼：還是延續之前的問題，您的寫作非常具體真實，就好像書中人物的身體也很有表現力。您的寫作裡有很多行為舉止描寫，每天的行為出於習慣顯得非常流暢，接著會出現一些「生病」的階段，這些行為會變少。總的來說，這是一種女性寫作。您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女性作家或男性作家？

　　費蘭特：我年輕時，喜歡假裝成男人的語氣寫作。我覺得所有高水平的作家都是男性，因此需要像真正的男人那樣寫作。後來我仔細研讀了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每一個細小的片段，如果能看出來女性文學的特徵和痕跡，就需要去研究，並付諸實踐。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擺脫了理論和解讀方面的顧慮，我現在寫東西，不再考慮我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男性的、女性的，還是中性的？只是在寫東西時，我會讀一些書，這些書對我來說是一種陪伴，是好的陪伴，不是漂亮的裝飾。我有一個非常具體的書單，對我來說是一種激勵：費德裡科·托齊的《阿黛爾》、塞斯佩德斯[6]的《以她之見》、馬志尼《寫給編輯的信》、莫蘭黛的《謊言與占卜》或《阿杜盧的島嶼》。當我在寫《被遺棄的日子》時，陪伴我的書是拉法耶特夫人[7]寫的《克萊芙王妃》。

　　【[6]塞斯佩德斯（Alba de Céspedes，1911—1997），意大利女作家、詩人、遊擊隊員。父親曾是駐古巴大使。《以她之見》的背景是1939年的羅馬，講述了「二戰」期間的女性孤立無援的處境和她們的抗爭。】
　　【[7]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3），法國小說家，其作品《克萊芙王妃》被認為開創了心理小說的先河。】

　　斯卡特尼：奧爾加在一種關係，在對方的各種表現裡，找到了生活意義。她成了孤家寡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她發現自己錯了，於是開始構建另一段關係，就是和卡拉諾的關係，但她是清醒地進入這段關係的。您是怎麼樣看待愛情的？

　　費蘭特：對愛的需求，是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說起來好像是一件讓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覺得自己活著，正是因為我們身上好像中了標槍，我們日日夜夜，去哪裡都帶著這個傷口。我們對愛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會排擠其他需求，支配著我們的行為。如果您去看《埃涅阿斯紀》第4卷的話，迦太基的建設停了下來，那是因為狄多女王戀愛了，假如埃涅阿斯留下來的話，整個城市會更加強大起來，但是他走了，狄多自殺了。迦太基從一座愛的城市，變成了一座充滿仇恨的城市。沒有愛的人，或者沒有愛的城市，對於自己和其他人都很危險。

　　斯卡特尼：《被遺棄的日子》看起來讓人感覺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您和波伏瓦，還有她的《獨白》是不是感覺息息相通？

　　費蘭特：不，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在奧爾加的故事裡，我提到了這本書，我當然也會提到被遺棄的狄多，她失去理性，在城市裡到處奔走。她用埃涅阿斯的劍自殺了，那把劍是他留下的「記憶」之一。實際上，奧爾加是一個現代女性，她知道，她不能夠通過自我毀滅來應對遺棄。在生活中，在文學中，我對於新知識產生的結果很感興趣：如何採取行動？如何抵抗？如何和死亡的欲望進行鬥爭？如何獲得足夠的時間，去學會承受痛苦？通過什麼策略或者偽裝，才能夠重新接受生活？

　　斯卡特尼：羅伯特·法恩紮把《被遺棄的日子》改編成電影了，您對此有什麼想法？您有沒有參與這項工作？

　　費蘭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我非常愛看電影，但我對電影語言一點兒也不懂。我只希望，他的《被遺棄的日子》要比我的小說精彩。

　　注：

　　這個採訪前面有斯特法妮婭·斯卡特尼一段篇幅很長的引言，還有傑奎琳·裡塞的一篇評論《內心的支離破碎》，訪談和評論一起刊登在2002年9月8日的《團結報》上，標題是《埃萊娜·費蘭特，寫作和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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