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03)_彼得·賴特

一〇三

　　「他們每天都在殘殺無辜，」我說，「你們認為英國人民會希望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

　　愛爾蘭局勢是使軍情五處對國內問題發生決定性改變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學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漸被罷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連續不斷的汽車工人罷工對希思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收集有關國內顛覆活動的情報。

　　這也是軍情五處頭兒最敏感的一個領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來保持他和整個五處的獨立地位。漢利上臺前後的情況說明，他事先沒有應付這種壓力的準備。瓊斯當年一貫維護軍情五處的獨立地位，而漢利則決定聽從上級的命令，儘量向他們提供大量的有關國內問題的情報。

　　按照傳統，K處一直在軍情五處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處則是軍情五處的一個窮親戚，有能力的官員都不到那兒去。F 處的工作一向不負責任，而且主持F 處的是個整天樂呵呵的酒徒。漢利上臺以後，對K 處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卻對F 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包括邁克爾·麥考爾在內的一大批功績卓著的反間諜官員。

　　然而這一變動的潛在危機出現在我退休以後。一九八一年約翰·瓊斯爵士被任命為局長，他是漢利的新組織中F 處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終於在最高寶座上立穩了腳根。他是繼霍利斯以後的第一個沒有反間諜工作經驗而獲得成功的局長。他是一個十足的F 處官員，他的任命充分說明軍情五處中心力量的決定性轉折。

　　漢利上臺後不久，曾召集A處和F處的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怎樣確定軍情五處變化中的首要任務。會議一開始，漢利就作了關於國內顛覆活動情況和他稱之為「廣泛的左派勢力」問題的報告。他說首相和內政部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這個目標。然後，他又讓F 處的一名叫做戴維·蘭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來發言。他簡略地彙報了一批左翼團體，如工人革命党、社會主義工人党等組織的結構和活動情況。

　　漢利很喜歡搞討論會，這個會幾乎開了整整一天。F 處要求放寬對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的限制，並希望同郵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由於敵人是分散的，他們必須依靠通訊來建立聯繫，因而依靠通訊來找問題是惟一的方法。約翰·瓊斯善於鼓動。他宣稱，F 處所需要的技術資源應由K 處來做主，因為指揮間諜已經不能作為掩護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讓他的官員們打入這些左翼團體，因為他們大都生活淫蕩，軍情五處甚至連一個官員也不願意為國家作些犧牲。換言之，如果招募間諜，必定要冒社會生活和醜聞的危險，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技術手段。看來，漢利是同意瓊斯的。

　　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價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體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後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於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於計算機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 處對計算機小組有興趣主要在於建立廣泛的計算機網絡，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機公司的網絡。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裡有幾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繫，然而這與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網絡完全是兩回事。

　　我並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體中喪失得一乾二淨。再者，向計算機時代進軍意味著降低情報人員的價值，以後我們將成為數據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萬的姓名。

　　在最後的幾年中，我愈來愈多地聽到人們感歎「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範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後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專制主義」。

　　D 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為工人革命党、社會主義工人党和核裁軍運動等團體與該處的宗旨關係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為他們並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克格勃的主要目標仍是情報部門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党也日益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裡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黨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被挖了出來，例如議員威爾·歐文一案。歐文承認曾在十年當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情報，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萬的英鎊。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訴時，則因為歐文沒有接觸過機密，而那個捷克叛逃分子又沒有在歐文受審時提供文件證據，因而歐文被無罪釋放。

　　湯姆·德賴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議員。我要親自見他，他最後終於承認他財迷心竅，正在為捷克上司提供情報。後來我們又對德賴伯格盤問了一陣，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關工黨某些人的桃色新聞外，再沒有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事了。

　　德賴伯格所提供的情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給一位內閣部長，以便這位部長能和他的情人幽會。德賴伯格企圖查明這位部長新歡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長離開公寓後，他搜查了房間，發現一封寫給工党著名女黨員的信。德賴伯格說當時他委實嚇了一跳。後來他向部長談了這件事並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為成為社會生活的話柄！德賴伯格肯定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的捷克朋友們，他對工黨內部機密的關心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為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係的前後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於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為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於一九六三年休·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党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後，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繫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於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麼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徵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後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後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於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因為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瞭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後，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誌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幾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據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種特殊的化學製品誘發的，但用這種特殊的化學製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為在人體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製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驚。他確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乾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現在可能已經發明了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於是，根據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並同拉德爾本人核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為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確實使用了這種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種證據，並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麼人死於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洩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懷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種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機構中工作，並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党領袖以後，工黨與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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