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02)_彼得·賴特

一〇二

　　「怎麼說？」

　　「我拉著狄克去見特德。我倆告訴他除非任命漢利，否則將會發生兵變。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瓊斯通知了一兩名高級官員，讓他們告訴我們漢利終於被任命了。

　　「這是一次困難重重的戰役，」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但我們終於打贏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先生，」我一本正經地說。

　　弗·瓊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討論過北愛爾蘭令人憂慮的形勢。很明顯這是他的繼承人將面臨的主要問題。他擔心這個問題會威脅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為建立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財政部進行活動，請他們多給一些經費，但卻遭到了拒絕。他們要弗·瓊斯把撥給反間諜工作的經費用在反恐怖主義的工作上。在他們看來，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對我們這一代的威脅。但弗·瓊斯卻相信自滿情緒正在使我們喪失所獲得的優勢。

　　弗·瓊斯看起來很疲倦，他仿佛渴望著卸下這副擔子。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說話。他說，離開這裡很高興，所有工作中的歡樂幾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為錢而煩惱。他雖然有一種紳士氣度，但手頭並不闊綽。他在漢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兒仍在讀書。他酸楚地說他不得不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才能，替別人做安全顧問，他應當退休回家從事他熱愛的觀鳥行當。（實際上，他已成了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顧問。）

　　「嗯，你認為我幹得怎麼樣？」他一邊問我一邊清理他的煙斗。他猛吸著煙斗，然後又敲敲打打，簡直有點神經質。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嗎？」我問。

　　他點點頭。

　　「你在解決蘇聯問題中，獲得了成功。但我想你從未和一般官員打過交道。」

　　他看上去被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你應當告訴我，」他說。

　　「很抱歉，我並不認為這是我的義務。」

　　我一直喜愛弗·瓊斯，而且認為絕大多數高級官員也喜愛他。他從不說笑話，但卻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處。我將永遠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亞參加第一次卡紮布會議的記憶。當我們走到檢查護照的關卡時，一隊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的官員正在對面等待著迎接我們。弗·瓊斯遞上他的護照。

　　「這是什麼？」護照檢查員指著弗·瓊斯護照的「職業」一欄，慢吞吞地問。

　　弗·瓊斯填的是「紳士」。

　　「這就是我的職業，」弗·瓊斯極有禮貌地回答說，「我沒有其它職業。我是個紳士。你們這裡沒有紳士？」

　　那個澳大利亞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設法把澳大利亞安全和情報組織的那夥人的注意力引了過來，他們急忙解釋並把我們推出關口。弗·瓊斯在以後的幾天裡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單槍匹馬地贏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團體比賽似的。

　　弗·瓊斯把軍情五處辦成了一個選民們的民主機構。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級官員，他總是歡迎你的，而且他的態度也總是那麼親切。但他和年輕一代官員的關係卻一直很疏遠，而且不瞭解下層官員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

　　白廳中很少有人對弗·瓊斯的退休表示悲傷。在他的接班人問題的爭執達到高峰時，他主動提出在處裡再呆一個月，讓漢利在當副手時有更多的時間顯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內政部卻不接受。瓊斯講了實話，因而引起了政客們和文職人員們的仇恨；瓊斯也很會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懷疑的對象。

　　一年以後，狄克·懷特也離職了，英國情報部門失去了兩員最重要的大將。他們的貢獻無論怎麼誇張也不過分。他們是完美的一對。狄克是機靈的情報分析家，經常給白廳和唐寧街十號帶來緩和的氣氛；弗·瓊斯則生性倔強，常常警告別人而且報告壞消息。

　　二十年來我只在一個問題上同他們翻過臉——上層被滲透問題。我想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即他們從來沒有準備使用強制的方法把這個問題調查清楚，結果使許多決議半途而廢，使這個問題不斷惡化，結果導致了許多不該造成的損失。但除了這一點，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連接新舊世界，共同為英國情報事業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

　　第二十三章

　　漢利剛搬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因而行動更加小心。他要設法贏得政治靠山和白廳主子的信任，讓他們對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鞏固的人更容易妥協。

　　漢利是個聰明人，比弗·瓊斯要高一籌，然而他卻沒有瓊斯那種堅強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瓊斯那樣信任漢利。自從瓊斯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去辦公室。安全局開始發生了變化，而在最後四年裡發生的變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訣別。

　　最初發生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雜事，例如，漢利不像瓊斯那樣讓別人搭乘他的車——但這些微小的變化卻發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我們的辦公室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馬爾博羅街，又搬到高爾街灰黃色的公寓裡。我曾向漢利建議把辦公室搬到綠化較好的地方例如切爾特南，但他卻堅持辦公室應留在倫敦。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幫派，他們年青聰明，但全是文職官員——他們比軍隊的人更為可靠。我開始感到我們這一代正在逐漸消失。儘管我們之間有差別，我們當中那些從事過搜索內奸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站在哪邊，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輩出的時代正在被庸人輩出的時代所取代。

　　漢利上任後不久，就通知我去談工作。

　　他對我說：「彼得，我對你很信任。只要我當一天局長，你就有一天飯吃。」我知道他這話是針對我在D 處三科最後一年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說的。

　　他還建議我辭去K處的顧問職務，專門在他手下工作。

　　「我讓你當我的反間諜私人顧問，」他說，「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間裡辦公，並像以前那樣翻閱所有文件。但我想讓你為我研究些新問題。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處的案件中，我要你考慮未來。」

　　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愛的，但有些卻是我不喜歡的。他要我繼續負責「維諾納」工作，並同意我們應當在世界範圍內對遺留通訊進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愛爾蘭的情況。

　　「彼得，你給我出點主意，」他對我說，「看看，你能做些什麼……」

　　他讓我負責計算機工作小組。當時這個小組正在計劃將軍情五處的檔案工作實現計算機化，預計在七十年代中期會出現一個飛躍。D 處三科曾使我透徹地瞭解到檔案室在幫助查找追蹤線索時的作用。漢利希望我把這些技術應用於計算機化的工作中去。

　　開始，我以為在愛爾蘭可以找到生機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裡去了幾趟以後，卻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動搖不定的英國政策在那裡加劇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訪問愛爾蘭時，英國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稱英國同愛爾蘭的局勢已經好轉。我用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審閱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記錄。我畫了一張表，這張表說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線上升。這就是好轉的安全局勢！同塞浦路斯一樣，軍隊和政客們乾脆拒絕面對現實。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話線上安裝一個竊聽系統。愛爾蘭共和國通過邊境的線路都隱蔽得很好，而臨時共和軍的重要通訊都是從共和國西海岸傳送到都柏林的。我設計了一個方案，用一個小包裝箱的竊聽機來截取從英國駐都柏林使館閣樓發出來的微波。儘管軍情五處批准了這一計劃，但外交部卻否定了這個計劃。當時就要簽定森寧代爾協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關這個計劃的消息洩漏出去。我向他們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訓就在於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安全優勢，因而政治談判極不穩定。但當時他們聽不進去，因此後來森寧代爾協定的流產對我來說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計劃沒有實現，我很失望。從這件事我看到，官僚們對局勢的控制已經到了專橫的地步，二十年前我們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處理這件事的。我曾建議研究一下對臨時共和軍安裝偽裝炸彈的可能性。這一計劃在軍情六處的協助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正如當時我們在塞浦路斯的格裡瓦斯的電話線上安裝偽裝接收機一樣。但這次就連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員也很害怕，拒絕對計劃作進一步研究。

　　「這是謀殺。」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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