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8)_彼得·賴特

九八

　　「沒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沒有人暗地裡來找你去傳遞情報？」

　　「從來沒有。」

　　霍利斯站起來時椅子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他說了聲再見，然後回薩默塞特，到他的家鄉去玩高爾夫球了。他悄悄地離開了審訊室，沒有一個人知道，就像他進來的時候一樣——他真是個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嚴肅正經，但卻一肚子男盜女娼。他是一個極不安全可靠的獨裁者。

　　那天晚上弗·瓊斯同我們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又見了面。飯桌上籠罩著絕望的氣氛，我們知道沒有把這案子辦好，但同時我們也堅信這件案子的疑點甚多，不能就此擱下。弗·瓊斯沉默不語，他感到審訊證明了他對霍利斯的忠誠。

　　「我希望我們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說。

　　這件案子的審理工作又一次停下來了，但對霍利斯的審訊無法彌補那些相信內部有間諜和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如瓊斯）之間的隔閡。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廢了的年月，我們本來可以利用這些時間進行調查，然而卻讓它們悄悄地流逝了。在這些歲月裡，檔案積滿了灰塵，報告沒有人閱批，一種無名的恐懼阻止了我們進一步探求真相。現在只有一個機會可以突破：獲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獲一件密碼，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案子。失敗的絕望情緒在我身上縈繞不去——失敗、懊惱、希望解脫並忘掉這一切。回想起來，那天晚上我乘車回埃塞克斯時就已經退休了，以後充其量不過是辦個手續而已。

　　對霍利斯的審訊標誌著過去十年的結束和新的十年的開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軍被痛苦地暴露在公眾的探照燈下。在風俗習慣和國家所需的保護和掩蓋下，西方和東方在黑暗之中進行了三十年的戰爭，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來。

　　令人可笑的是，軍情五處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過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終於獲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們相信他，他叫奧列格·利艾林，是軍情五處的兩名最棒的官員把他招募過來的，這兩名官員一名是粗率的約克郡人，叫哈裡·沃頓；另一名是軍情六處的前秘密情報官托尼·布魯克斯，此人勇氣過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國工作，而且沒有暴露。行動由KY處的處長克裡斯托弗·赫伯特負責。赫伯特遇事沉著，頗有決斷能力。當時利艾林正在同一個姑娘相好，在沃頓和布魯克斯同他聯繫時，他說他想叛逃，他們設法說服了他留在那裡。以後的六個月裡他向軍情五處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克格勃在倫敦之戰中下達的命令。他不過是一個受顛覆處控制的低級克格勃官員，但克格勃這台機器上的任何一點缺口對我們都是非常寶貴的。

　　利艾林案子剛剛開始，我們就意識到這是檢驗軍情五處上層是否被滲透的最好的辦法。如果利艾林能夠倖存，那麼我們內部就是純潔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段時間內，我們沒有蘇聯人干預我們行動的證據。我們現在有五樁間諜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案件，後面兩件案子至少已經辦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幾年來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蘇聯人「粘膠般的手指的跡印」。我們應當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這一秘密只有十個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務大臣丹尼斯·格林希爾不是軍情五處的，格林希爾是軍情五處的好朋友，我同他有著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讀過書，同狄克·懷特和我是同學。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對法國採取「柵欄」行動的時候。但當我接管D 處三科時，我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級外交官彙報治安情況。

　　利艾林不久就對雙重間諜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魯克斯和沃頓設法讓利艾林在安全樓裡同女友幽會。這種安排是很費力的，因為每次總得有人在室外監視室內的動靜，看看是否有緊張和洩密的跡象。利艾林開始酗酒，當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決定解除他的苦惱。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蘇聯繼續在那裡幹間諜這行，我們斷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與貿易代表團有關係，卻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權，於是我們決定在他通過希思羅機場的海關時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們的計劃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O 年二月的那個星期，我住在倫敦。一天夜晚三點鐘，我接到了值班員的電話。

　　「快點來，我們要開你的保險櫃。」他說。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辦公室，看見托尼·布魯克斯正在那裡等我。

　　「我們要解毒劑，」他告訴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幾小時前因酒後開車被警察逮住，正關在馬爾博羅大街的監獄裡！」

　　我打開保險櫃，取出一個像工具袋的小圓筒。這是十年前當我結束科學官員生涯時，波頓草原的拉德爾博士給我的。筒裡裝著各種已知的克格勃毒藥的解毒劑。每當一名間諜叛逃過來時，我們就把這個圓筒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放在他身邊，要不就鎖在我的保險櫃裡，沒人願意一直把它帶在身邊。

　　我很快向布魯克斯描述了神經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狀，並告訴他怎樣使用解毒劑。他立即奔到監獄看守利艾林，而我則把特別處的副處長從床上叫起來，要他警戒馬爾博羅大街並在他們的地窖裡查驗那個醉漢的身份。同時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向內務部大臣和總檢查長申請正式對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訴，軍情五處解釋說如果讓他公開出庭受審，就有被暗殺的危險。

　　利艾林叛逃成功為軍情五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自從弗·瓊斯當上局長以後，就試圖徹底改變反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倫敦的蘇聯諜報人員的數量佔有絕對優勢。整個六十年代，他費了很大勁爭取財政部同意撥款擴大軍情五處反間諜工作的能力，但他們卻很不樂意。這樣，他只能在內部重新調整經費時對D 處給予某種照顧，然而我們仍比別人少兩倍。愛德華·希思當政時，弗·瓊斯曾向他呈交了諜報人員大裁減的方案，並引用了情報人員的一些大概統計數目，這發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應是「別理他們」。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提出抗議，但我們並不急於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諜報人員來應付蘇聯人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最後我們同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達成了協議。直到那年秋季我們才採取行動，因為那時利艾林已經出現，而我們也不願意在他叛逃和回國之前驚動蘇聯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認出幾十個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護的克格勃官員。然而其中絕大部分我們已經從行動分析項目中知道了。行動分析項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馬丁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經常的事，關鍵在於應對敵人情報工作的威脅作出理智的判斷。在我負責D 處三科的時候，我曾根據「維諾納」資料對一九四五年的蘇聯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雖然我們只破譯了很小一部分通訊，但通訊總部估計出在英國活動的間諜總數在一百五十個到三百個之間（這種統計分析使用的是高級密碼分析專家吉·古德發明的一種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過對「維諾納」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所提供的情報同我們自己的護照記錄進行對比，我們相信在一九四五年倫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蘇聯諜報人員，其中大約二十五人是指揮人員。把這個數字除以「維諾納」所提供的間諜數，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中間數，即每個指揮人員控制八到九名諜報人員，這恰巧同「一周『維諾納』通訊」所指出的情報正好吻合，那周的「維諾納」表明，克羅托夫指揮著八名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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