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9)_彼得·賴特

九九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根據這些數字來推斷現狀。六十年代後期，行動分析項目指出，在英國活動的蘇聯諜報人員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間。但指揮人員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們認定在這二十年中指揮人員的數目不變，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餘的人則提供掩護、反監視、內部保安和分析，那麼我們仍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這意味著現在英國有將近二百名間諜在活動。如果我們把以同樣數量增加的指揮人員同擴充的諜報人員的數目加在一起，那這個數字就更駭人了——英國有一千多名間諜！誠然這些間諜中的大部分成員是在英共內部和各種工會組織內的低級聯絡人員。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滲人像霍頓和瓦薩爾所在的階層中，後果就不堪設想。

　　每當我把這些分析送到內政部供他們日常估量敵情用時，總有一番爭執。K 處的約翰·艾倫總是不斷對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見。艾倫過去是個律師，現在是K 處的暴發戶。

　　「你不能這麼說，倫敦不可能有這麼多諜報員，內政部永遠不會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這些反對意見。他確認了行動分析項目估計的數字，即大約有四百五十名諜報員在倫敦，並認定指揮員在這些謀報員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行動分析項目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我的統計數據是可靠的。同時也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增加的間諜都是低級的。弗·瓊斯向內政部陳述了要大批驅逐蘇聯外交官的主張，我從來沒見到他在工作中有過這麼大的決心。最後，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賴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動去找蘇聯外交部長阿曆克謝·科西科，向他建議暗地裡悄悄撤走一些蘇聯諜報人員，然而對方卻傲慢地否定了這一建議。

　　驅逐蘇聯外交人員被認為是整個西方情報界的一次戰果輝煌的襲擊，我們收到每個情報部門首腦人物的賀電。這是弗·瓊斯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另外，我們的驅逐計劃沒有洩漏給俄國人的事實證明無論過去怎樣，軍情五處的高級階層肯定沒有內奸。這無疑為瓊斯的勝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爾頓全力支持我們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他說長久以來他一直想在華盛頓發動類似的行動，然而卻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堅決反對。安格爾頓告訴我，基辛格聽說英國人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以後，大為惱火。當時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蘇聯的緩和。他怒氣衝衝地給中央情報局發了個備忘錄，告訴他們如果他預先知道這個計劃，他會使用手中的一切權力使它破產。幸運的是，中央情報局向基辛格如實反映他們事先不知道這個計劃。

　　可是安格爾頓懷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後，安格爾頓秘密訪問過倫敦。由於他一直扮演著一種預測未來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臉色比以前更加難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蔔算西方沒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認為利艾林是蘇聯安插的一個間諜，並在馬爾博羅大街開會時告訴我們他的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說，「利艾林沒那麼重要。他不過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們怎麼可能對他的假情報感興趣？」

　　安格爾頓感到自已被出賣了，我們在指揮利艾林時並沒有告訴安格爾頓。安格爾頓冷冷地告訴我們英美協定的整個目的就是交換全部情報。一九七0 年的倫敦對安格爾頓愈來愈忍受不了，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對安格爾頓的所有想法和理論都公開抱著敵對態度。安格爾頓甚至在軍情五處內部也開始樹敵了。

　　以後我們才知道安格爾頓處心積慮地破壞利文林的聲譽到了何種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後，我們按常規把我們載有利艾林資料的情報摘要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讓他們轉給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理事會，最後由安全理事會呈交總統。

　　幾個月以後，埃德加·胡佛到佛羅里達度假，並找機會在尼克松總統在比斯坎島上的度假別墅裡拜會了他。

　　「您以為英國人根據利文林所提供的情報所寫的報告怎麼樣，總統先生？」

　　「什麼報告？」尼克松問。他從沒收到過這些報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實，基辛格也沒收到過這些報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報告鎖在安格爾頓的保險櫃裡。他肯定利艾林是打進來的間諜，因而乾脆拒絕傳閱這些文件。中央情報局計劃處處長湯姆·卡拉馬辛斯嚴厲訓斥了安格爾頓，從此安格爾頓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爾頓垮臺的根源在於很早以前的戈利金與諾森科之間的宿怨。對安格爾頓來說，諾森科是間諜這種說法才是一種保證，它保證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導地位。我記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紮布會議以後，我曾告訴安格爾頓我將取道美國回國。我女兒住在波士頓，我想公私兼顧，去看看她。我剛告訴他我要去華盛頓，他立刻變得非常專橫。他對我說，除非他不在華盛頓，否則我沒有權力到那裡去。那時我想他的這種擔心與以色列人有關。當時的中東正在醞釀一場風暴，安格爾頓總是以一種嫉妒的心理保護他同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關係。他知道我是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的知心朋友，便經常企圖破壞我們的友誼。有一次，他甚至寫信給瓊斯，企圖割斷我和羅思柴爾德的友誼，他信中說我們的關係影響了中央情報局同摩薩德的聯繫。但瓊斯卻對他的信不屑一顧，這正是這封信應該得到的報應。

　　實際上安格爾頓的惱火同以色列無關，我瞭解到了真相。就在卡紮布會議開始以前，中央情報局由一位名叫布魯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進行了一次內部調查，結果表明諾森科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雖然這無法解釋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爾頓卻不顧這件事對諾森科和戈利金情報的影響，從未向英國人透露過這件事。很明顯安格爾頓害怕一旦我訪問了華盛頓便可能會通過另外的渠道瞭解到索利的報告。

　　諸如此類的事件損壞了安格爾頓的聲譽。諾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動搖了安格爾頓的知心朋友和長期為他說話的人的信念。我們開始懷疑，安格爾頓所說的他擁有的秘密情報源是否確實存在。也許這只是一個花招。

　　一九七0 年，安格爾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失去了辦事效率高的行政長官第二號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他對安格爾頓的固執採取了搖擺不定的懷疑態度。亨特還是個實幹家，他辦事認真，從不空想。安格爾頓同我一樣是個毫無希望的行政人員。亨特總是親自檢查文件是否已經在傳閱，各項要求是否在實行，常規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這種做法是有效的情報機構所依賴的基礎。沒有亨特，安格爾頓猶如一隻脫了錨的船，慢慢向深淵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並不是七十年代英國情報事業新局面的唯一兆頭。在一九七0 年希思當選首相以後，他便任命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為中央政策評議委員會——智囊團主任。沒有一個人比羅思柴爾德更適合這一職務了。維克托具有靈感而且思想激進，能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戰性政策，這個任命對維克托來說正是時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開始對原先的工作失去了興趣，他對哈羅德·威爾遜嗤之以鼻，在社會生活當中沒有地位。他保持著同英國情報部門的聯繫，並同伊朗國王保持著友誼。另外，他還私下為狄克·懷特在中東指揮間諜，特別是他發展了裡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軍情六處的各項行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維克托卻想尋求真正的挑戰，而智囊團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為智囊團的首腦，維克托非常注意安全問題，而希思也鼓勵他這樣做。然而這卻引起了內政部的不滿，　特別是引起了當時大權在握的常務大臣菲利普·艾倫（現在他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頭銜是阿貝代爾的艾倫勳爵）的不滿。後來維克托實際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勳爵。一旦進入了內閣，維克托就與狄克·懷特結成了一派，狄克當時剛剛進入內閣，在情報合作部工作，當時他已經從軍情六處退休了。他倆通力合作，為英國情報事業樹立了戰後最高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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