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5)_彼得·賴特

九五

　　「誰是無辜的人？」我說，「那是撒謊。誰？你們說出名字來！」

　　我的手腳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說多了，又不能說少了。我只得強調我們所做的有關案子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經瓊斯親自批准的，以此來保護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對他們把追查滲透問題的歷史過程解釋清楚，他們是不可能理解的。

　　後來，我籲請瓊斯根據「流暢」的估計發一個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級情報官散發的綱要，其內容是：大戰以來對滲透問題不斷發生的指控；將這些指控和某個已知間諜（無論他在哪裡）對號；指出至今仍有大量無法解釋的指控。瓊斯甚至連想都不想就把它否決了。

　　「如果我這樣做，彼得，」他說，「那會毀掉我們的，我們將再也不能恢復了。」

　　「但是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倫特是間諜。如果不告訴他們某些事情，他們又怎麼能夠同情和支持我們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說，「沒有人知道還更好些。」

　　「可是我們怎麼開展工作？」我問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來我們情報部門工作。他們聽錄音，看工作檔案。但是他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而這又是我們這裡最重要的課題。你怎麼能指望他們靠謊言過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對它，否則你也無法去幹這個工作。應該向人們說明情況，解釋清楚我們的工作來由。對他們說：『瞧，有這麼多缺口，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工作的原因。』」

　　瓊斯根本聽不進去。他有時會像這樣固執，雖然並不總是這樣，但這一次確實無法通融。

　　最後我問他：「那我怎麼辦？面對這樣的敵意，我怎麼在這兒繼續幹下去？」

　　瓊斯突然變得冷酷：「這就是你坐在那裡評判別人的是非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九六八年，漢利的問題澄清後，他被任命為反間諜處的處長。自從上一年那件傷感情的事件之後，漢利和我幾乎不說話。他雖然從沒說起過，但是我能看出他為我作出調查他的決定而責怪我。他一上臺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起初是公開地給我難堪。

　　「哦，彼得，」他用一種嘲弄的口吻說，「又來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論。」

　　但是後來他的攻擊越來越劇烈。他開始處心積慮地把人力和物力從D 處三科調開。開始時我被迫反擊，到瓊斯那裡去告狀，把人重新要回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這樣鬥。D 處三科的研究任務行將結束。唯有高層滲透問題懸而未決，擱在一邊已經三年多了，而且沒有跡象表明要重整此案。連年的緊張工作損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該急流勇退了，回去幹我的生平第一愛好——務農。

　　我決定在我退卻之前至少應該和漢利來一次正面交鋒。我去見他，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麼要想方設法把我擠走。他聲明不存在故意為難的問題。只是因為D 處三科太龐大了，並且指責你們的呼聲也在日益高漲，說你們忽視了像對大臣的安全狀況作出估價這一類雖不起眼，但又相當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給我一個人來做這些案頭工作吧。」

　　但漢利卻拒絕了。

　　「我知道我是個蹩腳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認，「但是你能肯定這樣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你忌恨這類工作嗎？」

　　他的臉唰的一下紅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但是否認個人經歷影響了他的判斷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幹的吧？」我說，「你看過那份檔案沒有？」

　　窗紙給捅破了。我回到辦公室找出調查哈裡特案件的檔案，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漢利看：「流暢」報告引起的對中級間諜的搜捕；獵取高層間諜一案的擱置；D 處三科的調查；沃森和普羅克特案件；有關的調查；訪問他的精神病醫生等等。

　　「真沒想到，」他一邊翻看這些檔案一邊說。

　　「我們這些人只是受命幹這種肮髒的工作，」我滿腹酸楚地對他說，「如今事兒快幹完了，他們卻想把當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們，忘掉我們做過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機密的沉重負擔只由區區幾個人肩負著，這件事給了漢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識到他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而且他對D 處僅有的知識還是出自他五十年代處理波蘭事務的那段經歷。為了把D 處的工作搞好，必須有人給他指點。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明了他面臨的問題。他非常直率，我為此而敬重他。他還是想要拆散D 處三科。他對我說，D 處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時，他正計劃全面改組D 處，無論如何，他要我當他的有關此項工作的私人顧問。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觸處裡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來所熟悉的情況給予他指導。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D 處。正如狄克·懷特找我談話時所約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會被調來調去，每過一年，從一個部門換到另一個部門。D 處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個案子和卷宗，漢利的提議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滲透的問題仍然還懸在那兒。

　　我說道：「誰來繼續幹這工作？我們不能讓這件事再滑過去了。否則，其它拖下來的未結案件會堆積起來的。」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需要某種正式的機制來通盤考慮內部滲透問題。六十年代的問題是局裡沒有一個部門負責調查有關滲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臨時性的處理。「流暢」沒有正式的地位，只是個工作小組。這項工作交由D 處一科（調查）來做並不合適，因為他們的本職工作是調查發生在情報部門外部的滲透。正是由於缺乏這樣一個正式機制，才導致了局裡出現指責「蓋世太保」的情況。人們認為我們是在正常渠道之外進行調查活動，在軍情五處這樣一個等級意識濃厚的機構中，這自然是個大問題。有一個適當的部門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人們就會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這項工作的。換句話說，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還考慮了另外一個問題。我瞭解到，要使高層滲透的問題得到解決，只有讓新人來著手對這個問題進行處理。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課題變得和某些個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們被看成是心懷惡意的偏執狂，除了認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釋。我竭力遊說漢利和瓊斯，說服他們建立這樣一個部門，在給這個部門配備的人員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關的人，也不要與十年間的可怕事件有關的人。

　　漢利表示懷疑，但是瓊斯馬上接受了這個想法並勸說漢利把它合併入他的計劃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組完成了。D 處變成了K 處，K 處分成兩個單位：KX，處理所有的調查工作，上頭有自己的領導；KY，負責作戰指令和行動，也有它自己的領導。KX合併了D 處一科（調查）和老D 處三科的大部分，由三個科組成：K 處一科和K 處二科，即蘇聯和衛星調查科；K 處三科，是從原D 處三科分出來的研究科室，為調查科服務；另外還設了一個新單位即K 處七科，專門負責調查對英國情報機關滲透的指控。KY包括K 處四科，即作戰指令科；K 處五科，即指揮間諜和行動科；K 處六科，負責安全情況估計和彙編專家記錄、部長級彙報、特種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記錄等，這項工作由我原來管轄的D 處三科負責。

　　鄧肯·瓦格是K 處七科的第一任科長。他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一個敏銳的、頭腦冷靜的官員。他善於辭令，一旦他想法形成，總能辯得讓人對他的建議心悅誠服。在十年前他在聽了霍頓妻子的怨訴後為霍頓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錯誤而使事業受挫，但是靠了踏實艱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轄屬的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組裡的工作，他贏得了重要機會，即這次到K 處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約翰·戴的剛強的前海軍軍官。我極力提議，在此以前曾同滲透問題有牽連的人一律不得在K 處七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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