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4)_彼得·賴特

九四

　　我進一步回溯到戰前時期，搜尋埃利斯和蘇聯來往的更確切的線索。當時我正在研究戰前時期，把它作為D 處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讀了伊麗莎白·普裡茨基的自傳《我們的自己人》。這本書寫了她作為盧德維克·普裡茨基妻子的生活經歷。盧德維克·普裡茨基也叫伊格納斯·頓斯，是「偉大的非法者」集團中的一員。他曾在蘇聯格魯烏四局的指揮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過，在他拒絕前往莫斯科並且叛逃後被暗殺。我第一次讀這部書時用的是英文譯本，但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譯本上沒有出現的一段很不尋常的敘述。伊麗莎白·普裡茨基說，在二十年代末期，盧德維克有一個位居英國情報部門上層的間諜。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訪普裡茨基夫人。這位相當厲害的夫人，對關於她丈夫過去事情的回憶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並且，對所有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都心存懷疑。我繞著圈子說了一通之後，提起了她書中的那一段話。我壯著膽試探地說，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錯了，大概這個間諜是菲爾比吧？她變得相當惱火，吵吵嚷嚷地說我無知。

　　「那不是菲爾比，」她急促不安地說，「盧德維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揮過這個間諜，那時菲爾比還在軍校念書呢！」

　　「你能認出這個人嗎？」我問道，掩飾著我的興奮。

　　她開始推諉。她對我說，她現在仍然忠實於「自己人」，決不會告密。

　　「哦不，」我告訴她，「不是那麼回事，我們需要瞭解這事只是為了充實檔案。」

　　我從公文包裡拿出二十張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張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認識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她對我說，「但我肯定這是個熟人。」

　　我乘公共汽車離開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見一個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蘭人亨利·皮克的遺漏。亨利·皮克曾以一個蘇聯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動，戰前在英國招募了幾個間諜，其中包括在英國外交部擔任譯電員的約翰·赫伯特·金。伊麗莎白·普裡茨基提議我去拜訪皮克太太，或許皮克太太能對她挑選出來的照片提供一點新情況。皮克太太同普裡茨基太太屬同一類型，並且顯然對我的倉促來訪已有戒備。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絕說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條線索了。伊麗莎白·普裡茨基在她的書中談到理查德·佐爾格在二十年代末到達英國的情況。佐爾格是蘇聯「非法者」的一個重要人物。二次大戰期間，他在中國和日本建立了一個歷史上最重要的間諜網，那次去英國的使命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她告訴我，她不知道更詳細的情況，並且明顯地試圖阻止我去訪問佐爾格的遺蠕克裡斯蒂娜。她住在紐約附近一所女子學校裡。我打電報給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史蒂芬·莫佈雷，請他去拜訪這位太太。

　　克裡斯蒂娜·佐爾格雖給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後的一塊，但卻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畫面。她確實記得佐爾格的使命，說他是去同一個非常重要的間諜會面的，雖然她對這個間諜的身份一無所知。她回憶起了一個片斷——一次在倫敦的一個街角的會面。她同裡基一起去和那個間諜會面，但是裡基讓她遠遠地站在後面掩護他，以免遇上麻煩。那麼她能不能認出這個人呢？史蒂芬問她。她曾見過這個人，但沒有看得很清楚。他給了她那些照片。

　　「這個人看上去眼熟，」她說，「但我不能斷定，畢竟是過去那麼多年的事了。」

　　這張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後，我們審訊了埃利斯。他已經老了，聲稱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溫和的方式進行這次審訊。好幾天，埃利斯否認一切，大吵大鬧，指責所有這一切都出於同事間的嫉妒。但是，當我們拿出證據——德國情報局官員的報告和竊聽電話和訓誡章程時，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後，他回到了設在老國防部地下室、被稱為055 號房間的審訊室，手裡拿著一份打好的文件。它類似於一份供詞。他聲稱他是早年在軍情六處供職時被捲進去的，他當時在既沒有受訓又沒有錢的情況下給派出去幹外勤的。為能夠得到更多的情報作為交換，他開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齊蘭斯基提供關於軍情六處工作計劃的零碎消息。而齊蘭斯基同馮·彼得洛夫有聯繫。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不久，他就受到了訛詐。他說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錢，所以他同意向齊蘭斯基提供更多的情報。

　　埃利斯的供詞避開鋒芒，小心仔細地掩飾了實質性問題，諸如他送了哪些情報，送到哪裡去了等等，因此，在審訊中我們要求他說清楚這些事情。他承認曾送出英國情報機構作戰指令計劃的詳細內容，並洩露過竊聽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之間專線電話的情報，儘管他知道這些材料將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國。（德國情報局的情報，一部分是來自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他們在荷德邊境中了蓋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國抓獲。我們一直到戰後才能同他們談話。他們在接受審訊時說，他們非常奇怪德國情報局怎麼會對軍情六處的情況知道得那麼多。）我們問埃利斯什麼時候中斷和白俄流亡者的聯繫的，他承認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戰爆發後。

　　埃利斯是個貪財而狡詐的人。他坐在那裡，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蒼白，大腹便便，但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表示一點歉疚。我能夠理解一個人可以為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而選擇蘇聯，但無法理解他在戰爭期間居然為了幾英鎊小錢而把自己的同事出賣給德國人。我告訴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間給抓獲的，他早就被絞死了。

　　埃利斯顯然以為審訊已告結束，但實際上還剛剛開始。我說，我們要知道有關他和蘇聯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們面前搖晃了一下，然後發起反擊。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和共產黨……」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們引導他回顧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亞之旅，他倉促返回倫敦，以及這些活動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時間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認，甚至在有關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動的謊話被一再戳穿時也是如此。同樣，我們對他說可以免於起訴，但也不能使他改變主意。儘管這樣，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國人有關係。

　　邦尼·潘切夫和我寫了此案的結案報告。我們的結論是，依我們看，埃利斯肯定為德國人做過間諜工作，包括在大戰期間；同時我們還相信，他還在一個長時期中充當俄國情報機構的間諜，直到他被從接近秘密的崗位上調離。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批准了這個報告，並把它提交給了狄克·懷特和他的副手莫裡斯·奧德菲爾德。

　　奧德菲爾德是個靦腆的好人，深諳反間諜工作的原理，但卻缺乏對人的品質的判斷力。起初他懷疑埃利斯的供認的真實性，直到最後潘切夫給他放了審訊時關鍵對話的錄音他才相信。儘管我們揭露了一個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時覺得好像受到責備的反倒是我。奧德菲爾德鄙視因菲爾波茨搞的審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氣氛，竭力敦促狄克改變主意。埃利斯已經供認，這個事實看起來根本沒有觸動他的思想。對他來說，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對調查的氣候有了轉變。我急切地想使「流暢」的某些結論在兩個情報機構內部得到更廣泛地傳播。我確信，這是我們能夠重新統一意見，繼續工作的唯一辦法。在當時，人們根本不瞭解這些案件。在他們眼裡，我們的活動就好像盲目的麥卡錫主義。D 處三科成了如此龐大的部門，包括了「流暢」和D 處三科對三十年代的研究課題。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級官員對它在取得人力物力來源的優先地位產生了不滿。因為他們無從判斷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這種不滿日益增長，他們指責我懷疑每一個人。如果這種攻擊是公開的，瓊斯則出面為我辯護。有一次他轉過身來對攻擊我的人說：「彼得的工作就是懷疑。」像安格爾頓一樣，我意識到我的仇敵正在成倍地增長著。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感覺。在當了多年的獵手之後，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獵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甯代爾文官學院舉行的由軍情五處高級官員參加的年會上，積聚起來的怨忿終於爆發了。許多官員對我，對D 處一科（調查）的有關人員，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發起了兇猛的攻擊。他們質問，D 處三科幹過點什麼好事？他們說懷疑的空氣破壞了同事之間相互信任的紐帶。他們說無辜的人在受苦。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