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3)_彼得·賴特

九三

　　不到一個小時，格雷戈裡·史蒂文斯就被解職了。他和瓊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鐘，然後湯姆·羅伯茨把他帶到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連他的辦公桌也沒來得及清理。

　　幾天以後，阿瑟來看我。自從他到軍情六處後，我們難得見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懷過去的事情。他想要瞭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們過去在D 處是好朋友，並且因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長許多，因此史蒂文斯對他幾乎是懷著一種父親般的感情。

　　「你們非得要這樣做嗎？」他問我。

　　我對他講了關於中級間諜、撤回供詞以及困擾著我們大家的種種混亂和懷疑。

　　「我們還能幹什麼呢？」我問，「我們怎麼能叫白廳去搞他們的審查，而對我們自己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呢？」

　　「我們大家都中邪了。」他輕聲說。

　　格雷戈裡·史蒂文斯的離職使辦公室籠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陰影之中。他是個受歡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責備。除了一小部分高級官員外，沒有人知道導致對史蒂文斯的調查的前因後果、懷疑軍情五處高層滲透的漫長歷史、布倫特的供認、「流暢」指向羅傑·霍利斯爵士的結論的可怕秘密、以及獵捕中級間諜等等。

　　流言開始在局裡傳播，說是D 處三科正在進行一種內部的審查清洗，像史蒂文斯這一類官員正是這種清洗的犧牲品，還有人把這稱為蓋世太保。一些年輕的職員開始在飯廳裡回避我。同我的許多同事間的隨便交談也越來越少。我們這些和搞滲透問題有關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們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軍情六處，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後，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領導人克利斯托弗·菲爾波茨負責反間諜處的工作，那正是「流暢」計劃出臺的時候。菲爾波茨大體上具有那種傳統英國情報機構裡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個有魅力的舊軍人，喜歡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圍巾和領花。他是個嚴於紀律的人，認為在菲爾比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奧吉亞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掃。儘管狄克·懷特盡了最大努力，軍情六處還仍然處在由菲爾比、蘇伊士運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創傷的恢復當中。要在機構內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對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員作一番徹底的審查。那些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他們的背景情況的人必須離開，這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懷疑最終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支持「流暢」行動，在「世紀大廈」內部積極實施自己的審查計劃。至少有八個高級官員在菲爾波茨上臺後被迫辭職。比如說，有一個官員的被迫辭職，是因為他和麗棋·弗裡德曼保持著長期的曖昧關係被發現，而又從來沒有對局裡說清此事。弗裡德曼是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爾比成為蘇聯間諜的。另一個被迫辭職的高級官員是由於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過共產黨。還有幾個曾經上過三軍語言學院的高級官員，也因為無法把自己的來歷交待得前後一致而決定離開。甚至尼古拉·埃利奧特也受到了審查，因為在他最後去貝魯特索取菲爾比的供詞前，他一直是菲爾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爾比曾設法從他那兒得到情報。但是經過長時期的審訊之後，埃利奧特向他的審訊人阿瑟·馬丁證實了他的清白。

　　沒有一樁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為情報部門中正常的審查規章在那麼長的時間裡被棄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諸實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們把對軍情六處內部清洗的罪名歸在軍情五處，特別是歸在像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和我這樣的人頭上，許多人覺得軍情五處借了菲爾比叛逃事件來算舊賬。

　　自從我審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後，我在軍情六處的某些部門內就不受歡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軍情六處那班老將結下不解之仇的還是埃利斯的案子，而這冤仇恰好是我獲得成就的標誌。

　　同菲爾比案件一樣，埃利斯案件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造成了長時間的摩擦。它一開始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的叛逃引起的。當時軍情五處著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爾特·克裡維茨基提供的情報。克裡維茨基的情報中有關於一個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爾·馮·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況。克裡維茨基宣稱：彼得洛夫在戰前曾是格魯烏第四局的一個重要的諜報人員，在英國和德國都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他在這兩個國家活動，並作為雙重間諜同時為德國和俄國服務。

　　軍情五處對找出誰是那些情報的供應者產生了興趣。因此，他們研究了馮·彼得洛夫的檔案，並發現了一些戰爭結束時德國情報局官員所作的一些情況彙報。德國情報局官員證實了彼得洛夫作為他們的間諜受著他們的管轄，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樣為俄國人工作。有幾份報告提到馮·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關裡有個內線，此人得到我們的作戰指令及重大行動的細節，如我們對連接希特勒和他駐倫敦大使裡賓特洛甫的秘密電話的竊聽情況。有一個德國情報局官員甚至記得彼得洛夫的那個內線的名字，他是一個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亞人，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有一個俄國妻子。

　　查爾斯·「迪基」·埃利斯當時是軍情六處的一個高級官員，剛從軍情六處遠東事務負責人升任為負責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動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軍情六處，當時，他以巴黎為基地，負責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間諜。就在這期間，他招募了一個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間諜。

　　戰前的白俄流亡者社會是一幫靠不住的保皇黨人聚成的烏合之眾。當軍情五處提出對埃利斯的懷疑時，軍情六處否定了他是個間諜的任何可能性。他們堅持說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為保護他自己而撒謊。無論如何，埃利斯是自願選擇提前退休並打算返回澳大利亞去的。由於對菲爾比的懷疑逐漸增多，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關係已緊張到瀕於破裂。新任軍情五處局長的狄克·懷特，為了不再激化這種緊張關係，同意擱置埃利斯案件。於是這個案子就放在了檔案室變黴，直到我接手D 處三科的工作為止。

　　在菲爾波茨當上了反間諜處的頭之後，我以一個「流暢」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問他是否打算支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聯合調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終了結。他去找了懷特，懷特表示同意。於是，我就和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一個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輕反間諜官員一道開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難，是要想法確定他是為德國人工作還是為俄國人工作，或者是同時為兩國工作。早些時候，當我們追蹤戰前竊聽希特勒同裡賓特洛甫之間通話行動的記錄時，我們證實了德國情報局官員所敘述的故事。當時負責整理竊聽記錄的官員就是埃利斯。問題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報時，是否知道他是一個俄國間諜，還是以為他只是為德國人工作。

　　最初使我確信埃利斯始終是個俄國間諜的，是德國情報局官員分發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談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構裡的內線是埃利斯上尉。這份報告照常規送給了反間諜處的金·菲爾比。他在頁邊的空白處草草地寫下：「這個埃利斯是誰？NFA 。」意思是「到此為止」，然後把它埋進了檔案夾。當時埃利斯的辦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幾個門。依我看，一向目光銳利的菲爾比發生這樣的疏忽，是最值得懷疑的。

　　在菲爾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經歷之間存在著許多有趣的聯繫，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爾比受到懷疑後的一年內，埃利斯申請由於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亞，擔任了澳大利亞秘密情報處——澳大利亞收集海外情報的機構——的顧問。一個澳大利亞人向他彙報，貝利亞的親信弗拉基米爾·彼得洛夫選擇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運氣，即將叛逃。一聽到這消息，埃利斯幾乎是立刻返回英國並和金·菲爾比接頭，儘管莫裡斯·奧德菲爾德特別警告他不要這樣做。沒有人知道他們討論了些什麼。但從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亞受到了懷疑。當他覺察到他在蘇聯大使館的保險箱讓人撬開過之後，他立即把他預定叛逃的時間提前。在莫斯科派來的那兩個克格勃壯漢帶他回國的前兩小時，他機警地逃脫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離開澳大利亞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總是設想，他認為那個即將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個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馮·彼得洛夫，而後者知道他叛變的秘密。

　　我們查看了他的戰時檔案。他在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裡被稱為「無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國的「維諾納」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蘇聯操縱著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內部的一幫間諜。但儘管我們絞盡腦汁地試著把埃利斯和每一個代號對號，也始終無法確定他到底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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