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90)_彼得·賴特

九〇

　　「想想我們，」他們告訴他，「想想將落到我們頭上的毀滅和恥辱。」

　　納簡斯基開始明顯地動搖了。在白廳、外交部和軍情五處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外交部要允許通話。俄國人卻從不允許我們接觸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們的人，如格雷維爾·溫。可外交部根本不考慮我們的優勢和納簡斯基的利益，只堅持外交往來上的一些細節。

　　「我們不能拒絕家庭人道主義的接觸。」他們說。

　　第四天納簡斯基告訴我們他決定回去。這件事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太多的麻煩。麥考爾試圖指出各種危險，但都沒有用。他就像一個在手術臺上的病人，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現在我們能感覺到他在悄悄離去。

　　「你堅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問他。

　　「我要幹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他毫無表情地說，「我已經為我的家庭盡到責任了。」

　　宿命是納簡斯基惟一的庇護所。他是冷戰當中許多不露面的犧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東西方面對面的兩支秘密大軍毀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報迷宮中，那也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迫切需要有一條出路。安格爾頓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帶，他選擇了對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條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宮的建造者請來，幫助我們尋找一條出路。雖然，我開始時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論的狂熱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開始對這一切產生了懷疑。

　　問題是戈利金對他的「方法論」的迷戀。他聲稱，如果讓他接觸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那就會在他的記憶裡觸發聯想，這種聯想會引導他發現間諜。他的這個理論是，他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看到的情報有許多是刪改過的，換句話說，這就是用偽情報源來保護為克格勃提供情報的間諜的身份，如果他閱讀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時，他就可能抓住與他在克格勃檔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點。

　　利用戈利金有兩種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論，允許他支配反情報政策的整柄劍；二是繼續從事那種試圖從他那裡淘出事實的金屑來的惱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報告裡的情報，一個間諜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後再用反情報的正統方法對它們進行調查。

　　戈利金是極有用處的，西方反間諜機構成功地從他那裡獲得了這些有事實根據的線索。這就是我們怎樣抓到瓦薩爾，怎樣使馬塞爾·查利特發現了喬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報也是一樣。凡他堅持的所看到或聽到的東西總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實可信。例如，毫無疑問，他參加過謝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會，會上建立了負責假情報行動的D 處。但是，他根據自己知道的一點東西來推斷並發展廣泛的理論時，或企圖把在他叛逃後發生的事與他的理論相吻合時，那麼他的這些情報就是災難，例如他那關於搞四十年假情報的偉大計劃以及中蘇分歧的說法就是這樣。

　　戈利金在軍情五處的支持者占大多數，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廣泛的理論決裂了，也不再嚴守他的方法論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樣的低級官員還在相信他的理論。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擔任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時，負責同戈利金聯繫。

　　但在華盛頓，情況就完全不同。安格爾頓把「方法論」的鉤、線和釣絲錘都吞了下去，允許戈利金自由翻閱中央情報局的檔案，胡亂指出叛徒。這樣做常常使他的決定站不住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此外，還導致反情報工作出現極大的錯誤判斷。一大批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受到了不公正的懷疑，其事業遭到了毀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蘇聯處處長戴夫·墨菲。由於戈利金的線索，如此之多的各種官員受到懷疑，到頭來，情況愈來愈糟，以至於中央情報局決定用解散蘇聯處來作為排除這種懷疑的惟一辦法，並用一批全新的官員來重新開始工作。顯然，這是一條走出迷宮的路，但這並不能彌補全域士氣風貌上的損失。

　　雖然軍情五處避免了中央情報局的過激做法，但戈利金還是很不好對付的。他過分自大，認為對所有的叛逃者都要遠遠保持著距離，讓他們自食其力，盡可能少地給他們反饋，使他們不能夠對自己在情報部門活動中的意義作出評估。自從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來英國時，我們就向他敞開胸懷，我同別人一樣對此負有責任。當米切爾案件開始時，經霍利斯和瓊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麼事都告訴了他。他甚至按照一個著名的契卡情報官員的名字，為米切爾案件選了一個代號「斯皮特斯」。他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在追捕一個高級間諜，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給我們的情報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緊張，而且幾乎是歇斯底里的氣氛中度過的，到處都彌漫著叛變的腥味。我們是怎樣靠著他的理論帶來了恐懼，這是顯而易見的。

　　但毫無疑問，他對西方的滲透情況是知道的。英國、挪威和法國的記錄都證明了這一點。但由於我們太性急，以致沒法得到他所有線索的一個完全沒有訛誤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一九六七年，潮頭終於沖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紮布會議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召開時，他應邀去講話。所有到會的人都迫切期待著他的出現，因為在過去的五年裡，有那麼多的東西是從他那兒來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樣趾高氣揚，他很快就西方情報部門沒有正確地理解他的材料這個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我知道更多的間諜，」他叫喊道，「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同我合作呢？」

　　他著重談了英國，他聲稱許多滲透還未被發現，只有他才能找出來。瓊斯臉上帶著微笑，這種笑是他專門用來對付那些討厭的人的。他一貫憎恨在大庭廣眾當中張揚家醜。他最後終於耐不住了。

　　「你要什麼？」他問道。

　　「檔案……接觸你們的檔案。」戈利金回答說。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歡看的任何檔案。我們倒要看你是否能給我們點什麼東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過來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過來，當時倫敦正是冬天。他陰鬱地告訴我，他一生當中見到的風雪實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萊頓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裡。麥考爾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為他理家並與他作伴。每個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裝一包檔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送到他那裡，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給他時，曾警告他不要做筆記。瓊斯和我都擔心，在他的「方法論」背後的部分動機，是從西方情報機構裡收集盡可能多的情報，為了某種未知的將來的目的。

　　「當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個行家，我懂這些。」

　　戈利金鑽到軍情五處最秘密的檔案裡過了四個月。邁克爾·麥考爾到格林·米爾斯銀行取出了一萬英鎊的現款，裝在一個小手提箱裡，帶去給戈利金。

　　雖然花了這麼多的錢，但戈利金給我們提供的東西卻少得可憐。瓊斯曾要他攤牌。當然也有些有用的東西。他研究過「維諾納」，並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時間的知識，補充了幾組。他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的檔案，查看入學者的各種材料，看看有沒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們甚至還搞了一次聲音測試，參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興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從他們所用的習慣用語中發現他們有沒有克格勃指揮官的俄語詞匯。這個辦法雖然很高明，但從未收益。最後，我們決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關閉這所學校。

　　然而，在關鍵的領域裡——他能否在滲透問題上弄點眉目出來——他完全是個失敗者。他對斯克裡普金的指控補充了一些細節。他的確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論。他花了若干個星期研究「維諾納」通訊，看看能不能幫助我們識別出未知的匿名者。有兩個人特別使他感興趣——戴維和羅莎——根據已破譯的電文，這兩個人顯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許是兄長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參與「維諾納」通訊工作的軍情五處的官員的檔案都給他看。一天他宣佈他有了答案。

　　「你們的間諜在這裡。我的方法論發現了他們。」他陰沉地說，像法師一樣用手指指著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兩份檔案。我對這兩份太熟悉了，是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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