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9)_彼得·賴特

八九

　　這一天終於來了。D 處一科的科長親自負責這次行動，格裡高文和那姑娘來了。我們拍了十分鐘的床上鏡頭，D 處一科的人和軍情五處兩名壯實的官員用萊斯利·賈格爾的一把鑰匙打開了門。

　　「有一個是我們的人……」一科的人說，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門外。

　　格裡高文在這一時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著鏡子，這個克格勃人員向鏡子裡盯著看了一會兒，然後他明白了。

　　「我是個外交人員，」這個俄國人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聯繫……我有外交護照！」

　　他試圖伸手過去拿他的褲子，我們的一個人把褲子踩著了。

　　「這可不是外交人員的行為，」一科的人說，他彎腰撿起內褲，把它扔給那個赤身裸體的俄國人。然後他又談到正事上。

　　「讓我們面對事實吧！你完了，格裡高文。如果他們發現了，會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於思考當中。

　　「你看來似乎更適合在西方。我們知道，我們調查核實過。在美國四年，在丹麥三年。現在倫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對嗎？你為什麼不投奔過來？我們會照顧你的。還有豐厚的養老金。你會很安全的。」

　　俄國人擺了一下手，拒絕了我們提出的條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館通話。

　　一科的人用了兩小時試圖說服他，並告訴他要考慮未來。他將被剝奪一切特權，丟人現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單調枯燥的西伯利亞邊區村落度過自己的生涯。再也沒有外匯收入，再也沒有海外津貼。

　　「我是個外交人員，」格裡高文不斷這樣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談談。」

　　他就像第二次大戰中被俘的飛行員，只會背誦他的姓名、級別和編號。他是一個第一流的士兵，最後我們意識到他不會叛逃。我們把衣服還給了他，然後把他丟在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人行道上。數月的計劃，數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費了。

　　第二天早晨，一個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國大使館，交大使親收。裡面裝有格裡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當天晚上，特別處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員被押送上了一架飛機。我們送了一份報告給軍情六處的莫斯科分站，建議他們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時候設法進行聯繫。但我們再也沒有聽到有關格裡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總是夾雜著悲劇色彩。但最慘的案件要數年輕人納簡斯基的案件——一個改變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貿易代表團的船運組工作，我們早就識別出了他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他是一個言語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與蘇聯政治局的一位高級官員沾了點親戚關係。他第一次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為我們的監視人員看見他在倫敦公園與一個姑娘見面。

　　起初，我們在姑娘身上花了許多功夫，監視人員跟蹤到了她家裡，知道了她在一個並不重要的政府部門裡當秘書，沒有接觸過機密材料。邁克爾·麥考爾去找了這個姑娘，問她為什麼要與一個蘇聯官員會面。她卻堅持說納簡斯基在她身上沒有間諜目的，他們是在談戀愛，她完全不知道他與克格勃有關係。她說他一點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國人，他是一個羅曼蒂克者，而且還很膽小，他常常談起要在西方為自己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D處一科（行動科）和D處四科又一次開會，考慮最好的行動方案。我們決定讓那姑娘繼續不動聲色地同對方保持著關係。同時，我們計劃了一個接近納簡斯基的方法。這項行動顯然不能長期拖下去，那個姑娘已經處在極大的壓力之下，似乎很快就會暴露自己。當然這還得有一筆相當可觀的賞金。雖然納簡斯基本人只是一個低級官員，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在倫敦任職期間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傳價值。當時正是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叛逃的時候，我們知道，一個俄國高級政治家的親屬向西方尋求避難會使俄國人非常難堪尷尬。

　　下一個星期天，納簡斯基將出差到哈爾維奇去。他要陪同當晚要起航的一些蘇聯海員回船。因此，他像平時一樣向外交部申請批准離開八十公里的限區，這一限區是針對所有東方集團的外交人員的。麥考爾帶了幾個監視員坐在哈爾維奇碼頭外面的汽車裡，等待著納簡斯基的出現。納簡斯基從車旁走過，麥考爾叫了他的名字，他遲疑了一會兒。

　　「我們知道那姑娘的事……」麥考爾低聲地說，「我們知道你想留下來。快上車，我們可以談談！」

　　納簡斯基向大街的兩頭望瞭望，抓緊機會鑽進了汽車的後座。麥考爾把車一直開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們請他喝茶，儘量不多談。我們已經逮住了鳥，重要的是不要使他驚慌。

　　「我聽說你想加入到我們當中來……」我開始問，納簡斯基已經對周圍的一切適應了，他點點頭，開始還有些緊張，後來又穩定下來了。

　　「我們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著茶。

　　「克格勃，你是指這個？」他用極好的英語問道。

　　「我們認為你是。」我繼續說。

　　「你沒有選擇，」他突然悲傷地紅了臉，「如果他們要你替他們工作，他們乾脆就命令你，你沒有選擇。」

　　我舉出我們能做的安排：會有安全保護措施，養老金，以後也許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進行短時間的會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幾個月。

　　「為英國安全局……我知道。」他說，面帶著微笑。他知道這種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們把納簡斯基送到溫布爾頓附近的一幢保安樓裡，裡面佈置了武裝保衛人員保護他。十二小時以後，外交部收到了蘇聯大使館提出的一項要求，詢問他們是否有某位低級外交官員的消息，說這個官員是在從哈爾維奇的例行訪問歸來的途中失蹤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經由軍情五處瓊斯告知了有關納簡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對待這件事，就像他們對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國人的事件一樣，覺得應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他們立即派了一位官員到那幢保安樓去與納簡斯基會談，問他是不是自願申請的，要不要同蘇聯大使館任何人談話。他肯定他的決定是自願的，並且說他不希望同任何一個蘇聯人談話。外交部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蘇聯方面。

　　納簡斯基的妻子動身去莫斯科馬上就被人發現了。第二天，蘇聯大使館要求外交部為納簡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蘇聯能夠通過電話同他談談。起初，納簡斯基不希望同她談話。我們對這種企圖使一個已經非常緊張的人受到更大的壓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堅持外交禮節。

　　這次通話是在以後四天裡俄國人堅持要求的許多次通話當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納簡斯基的妻子，當然還有其他的親屬，他們輪番地哭泣著請求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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