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8)_彼得·賴特

八八

　　卡紮布會議是他的傑出的成就。西方情報部門最出色、最顯赫和最高級的官員，每隔十八個月就要會聚到一起來討論他提出的議事日程——蘇聯的威脅，反情報的作用——並制定生死攸關的未來規劃。在安格爾頓的心目當中，卡紮布會議沒有什麼理由不可能成為創建一個西方聯合情報司令部的第一個決定性步驟，該司令部能夠向蘇聯集團進行挑戰。

　　卡紮布會議與安格爾頓的氣質十分相合。他在極其安全的經過電子技術清查的環境裡，抓住「鏡中荒野」無止境的疑難問題進行搏鬥時似乎顯得最輕鬆。我對這些會議非常支持，它們是十分重要的。

　　賭博是卡紮布會議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每天會議結束時都要打一回撲克牌。安格爾頓對這種遊戲非常精通，儘管我有時能夠讓他輸光。賽馬偶爾也被作為一種消遣。我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紐約召開卡紮布會議期間，安格爾頓成了華盛頓國際賽馬活動卡紮布會議的賭注登記人，主要是猜測賽馬活動的第一天下午從世界各地來的馬的情況。會前，我讓安格爾頓給一匹英國馬押上一百美元的賭注。這匹馬的騎手是前一年的冠軍馬的騎手萊斯特·皮戈特。這匹英國馬並不很引人注目，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這幫人急於讓人看見他們在搖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會議室裡也是如此。很快他們當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賭注。

　　那天下午，安格爾頓就蘇聯長期搞假情報技術問題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大多數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國人方面，都被牽到了賽馬場的跑道上了。一小時以後，安格爾頓的秘書走了進來，神情緊張地遞給他一疊紙條。她從中拿出兩張便條給他，第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房子要賣多少錢，吉姆？」第二張紙條上寫著：「英國馬贏了！」

　　「天哪！』安格爾頓罵道，「我忘了停下賭博活動了。那匹該死的英國馬以十一比一獲勝。」

　　那天晚上，當我們乘中央情報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回國時，安格爾頓在機艙裡慢慢地走來走去，從一大疊一百元的鈔票中拿出錢來付清帳務。

　　「這是我為西方作出的犧牲……」他在付錢時這樣說。

　　但是這種幽默沒能掩飾住他在中央情報局四處樹敵的事實——在蘇聯處，嫉妒他的權力的其他處長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壞的官員當中。赫爾姆斯任處長時，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戰爭迅速改變了中央情報局的面貌，要求緩和的日益濃厚的政治風氣已開始破壞他的王國賴以建立的冷戰懷疑的基礎。

　　冷戰老將比爾·哈維已經走了，因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爾頓也喝得過了頭，他的面色開始蒼白而憔悴。他的情緒也變了，他變得愈來愈內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來愈少了。他似乎很壓抑，好鬥，愈加對別人不信任，人們也愈加反對他。

　　飲酒、抽煙和釣魚是安格爾頓的主要鬆弛方法。巴裡·拉塞爾·瓊斯驚奇地告訴我，說他陪伴安格爾頓到他在愛達荷擁有的一條小河去釣魚的途中，發現安格爾頓每隔一百碼就要在水下埋下傑克·丹尼爾牌啤酒，以便不會缺酒喝。回到華盛頓後，他的娛樂則是養珍奇的蘭花（他是個世界專家），皮革製作，金箔敲制，或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釣餌。

　　安格爾頓和我一直談到淩晨四點鐘。我們研究檢查了叛逃的每一種可能的情況。誰是真的，誰是假的？誰是叛逃的，誰是被派來的？這些線索就像銘記在兒童腦海裡的詩篇。我們兩人都憂慮不安。有許多事都得依賴於對叛逃者作出的正確判斷上——對他來說，總統被刺的事要在這種基礎上解決；對我來說，下一步行動是追捕老鼠，這也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最後我們從亞歷山大利亞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橋，安格爾頓把他的車停在靠近國家公墓的沖繩紀念碑後面。安格爾頓富有滿腔愛國情，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崇敬國旗、民族傳統的象徵等，如沖繩紀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來遠遠地望著它。汽車一輛一輛地從我們旁邊唆唆而過。

　　「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說，這是我聽到他很少幾次談起他的老朋友菲爾比當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來欺騙西方的陰謀，那麼我們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個那幾年，為了盡全力吸引叛逃者，倫敦和華盛頓都有一項自覺的政策。他們被看作是能夠破壞捷爾任斯基廣場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機器的秘密武器。這項政策的一部分是由於內疚情緒而產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馮·彼得洛夫，他們的服務所得的獎賞是很可憐的，他們對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們得了一筆錢後就被趕了出來進了冷宮，只得指望自己竭盡全力來解決生計，大部分叛逃者都無法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內疚還由於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爾科夫和克裡維茨基死去。我們擔心消息傳回東方會進一步阻止那邊的人來接近我們，除非我們做出自覺的努力來顯示叛逃的好處。

　　戈利金叛逃過來的時候，這種政策更加強化了。所有保護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這些措施首先是巨額報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記得有一個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別行動，牽涉到一個叫謝爾蓋·格裡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級官員。這次行動表明了我們準備幹到什麼程度。格裡高文在丹麥工作過，丹麥情報部門例行將他的身份告訴給我們，因此我們對格裡高文這個人早就知道。他們還向我們提供了有關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尤其是他有喜歡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聲。情況報告分發到D 處四科，即D 處的間諜管理科，並指示他們對格裡高文的不檢點行為加以注意，因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國人，尤其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在西方同女人接觸時，如果被克格勃安全處，即「SK」抓住了，那麼他就遭殃了。格裡高文這起案件是完全有這種可能性的。一年以後，D 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官員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報。他的一個間諜，《每日鏡報》的一名高級負責人，常常習慣性地同格裡高文在宴會上見面。這位負責人的女朋友說格裡高文與一位朋友的關係曖昧，這位朋友是她介紹給格裡高文的。D 處四科在同D 處一科行動科一起開的周會上提出了這件事，會上同意對這件事的事態發展作進一步的監視。這位反間諜官員奉命鼓勵他的間諜注意這起正在發展的羅曼史。

　　最後，格裡高文同那個姑娘結束了那種關係。當他再次碰到那個給他介紹女朋友的女人時，他問她是否還認識其他的女朋友。D 處一科立即意識到我們的機會到了。如果我們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紹給格裡高文，那麼我們就會在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上來開始展開一次引誘行動。這個計劃呈遞給了瓊斯，他同意了，儘管這次行動對外交部也要保密，因為他們叮能會找藉口把這次行動否定掉。D 處四科奉命找一個適合這項工作的女人。他們有一批高級應召女郎，專門用來引誘對方的，最後成功地在宴會上介紹了一個女郎給格裡高文。他徹底地吞下了誘餌，並很快就同這位女郎發生了關係。

　　事情開始走向高潮。他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我們分析了各種可能性。從監視中看見，格裡高文顯然純粹是為了性才對那個姑娘感興趣的，想動腦筋打動他的心弦是完全沒有機會的。這必須進行當機立斷的引誘行動。

　　一次叛逃的各種計劃是很複雜的，需要用若干星期來準備。首先要租一間房子，安裝上雙面鏡和照相設備，然後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證格裡高文決定叛逃後的安全。他有一個家在莫斯科，我們對這些情況都進行了核實，以便在他跟我們講價錢時把他的家屬也偷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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