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7)_彼得·賴特

八七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經轉變過來，或者是一個不知不覺的假情報工具，那麼對於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在波蘭控制的其他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波蘭從大戰以來一直就是西方在東方集團的行動中最為持續有效的地盤。在「哈裡特」的調查當中，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驚奇地發現，軍情六處控制的所有間諜，長期以來，在軍情六處華沙分站一位秘書所租用的一套公寓裡碰面，在那裡舉行了九十多次會議。我在推測，波蘭情報局和克格勃為什麼沒有察覺到這些次數驚人的會議，其原因是他們正在向我們安插假間諜。軍情六處又一次惱怒，就像他們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樣。

　　許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湧入，使我們所有的人都相信這些叛逃者是被送來欺騙西方的反情報部門的。戈利金的中心論點是，克格勃展開了一場系統的假情報戰役，他們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來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幾乎是在同時，尤裡·諾森科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的門階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關於蘇聯滲透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的線索有了出入。

　　諾森科使中央情報局陷人了混亂。他告訴他們，他看過被指控是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檔案。他聲稱克格勃沒有參與暗殺陰謀，並且在俄國沒有同奧斯瓦爾德有過接觸，儘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個絕密的UZ偵察機基地工作過。中央情報局的許多官員認為諾森科的故事當中巧合的色彩太濃了，特別是後來發現他對自己在克格勃的級別和地位上撒了謊。但為什麼要派他來？中央情報局使用了軍情五處從來不能容忍的監禁和體罰來試圖突破諾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們在解開這個謎上仍然沒有絲毫的進展。

　　對於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源「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懷疑也在加深著，他們拒絕透露他們的身份，仍舊在自己的職位上傳遞著情報。他們對諾森科的問題表現出誠意，仿佛想使美國人確信他是真實的，甚至極力支持諾森科所聲稱的假級別。但是如果「大禮帽」和「費多拉」是冒牌貨，那麼他們所提供的關於英國安全部門滲透問題的線索又是些什麼呢？

　　「費多拉」曾提供過指向馬爾特裡的情報，使馬爾特裡受到了災難性的迫害，儘管後來被宣判無罪。「大禮帽」曾向美國人遞送過有關美國武器制導系統詳細文件的複製件，他聲稱這些文件是蘇聯從一個英國間諜那裡搞來的。經過調查後，我們抓獲了弗蘭克·博薩德，此人是航空部導彈制導處的一個官員，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費多拉」和「大禮帽」是安插進來的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了保持他們組織的純潔，就要準備犧牲大量的間諜。還必須說明，如果沒有政府通訊總部的技巧，我們是不可能獲得證實博薩德在為格魯烏工作的證據的。

　　我們處在安格爾頓所說的「鏡中荒野」之中，在這裡叛逃者是假的，謊言是真理，真理卻成了謊言，反射出來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亂。假叛逃者這種設想是一種難以接受的設想，除非你讀了許多歷史書並知道軍情五處在整個大戰期間是如何利用雙重間諜制度的，可現在它只是一種不時髦的理論了。在那些經歷過六十年代的情報官當中，幾乎沒有人不相信我們在那段時間裡成了蘇聯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犧牲品。有些人會就這種花招是否成功或這種花招的規模限度進行爭執和辯論，可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種花招正在被玩著哩！而且，俄國人只有在獲得了軍情五處對這種花招的可靠反饋情況後，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後，過去的真相仍然無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諾森科、「費多拉」和「大禮帽」——全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干擾痕跡。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是一個自覺的假叛逃者，儘管「費多拉」和「大禮帽」肯定是的，甚至聯邦調查局在我退休以後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結論。但我認為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時間裡都被利用過——用潘可夫斯基來影響我們對蘇聯導彈技術的看法；用諾森科來影響美國對肯尼迪刺殺案件的態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費多拉」和「大禮帽」是用來破壞最為重要的英美情報聯盟的一個系統預謀的一個部分，也是用來幫助蘇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製造有關洲際彈道導彈進展工作的假像。

　　我們來考慮一下這三個叛逃者所提供的關鍵情報的時間。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級間諜的情報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後三年這個時候。這正是霍利斯赴華盛頓向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彙報米切爾案件調查結果的時候。要在英美情報關係之間打開缺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軍情五處內部那名未被偵破出的間諜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爾頓對戈林涅夫斯基的懷疑使這個故事沒有造成那種可能會造成的激烈衝突，反而在事實上加深了英美雙方對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懷疑。

　　緊接著，「費多拉」與美國人取得了聯繫，並提供了一個線索，這個線索使我們的目光轉向了馬爾特裡：對另一個核間諜的發現是在英美之間製造最大程度上的緊張氣氛的保證，儘管克格勃做夢也沒有想到軍情五處對檢舉揭發處理得像他們那樣拙劣。

　　數月之後，仿佛是一個配合默契的戰役的一部分，「大禮帽」把我們引向了博薩德。美國武器技術又一次被牽涉到，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國在抗議英國安全部門的弱點時利用美國軍事力量來起積極作用。當我們對博薩德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估計時，我們的結論是，整個先進的美國制導系統實際上都已被出賣了。斯圖爾特事先給安格爾頓一本複製件，上面附著兩個字的備忘錄，內容很乾脆：「救命！」

　　對英國說來很幸運，安格爾頓能保護我們不遭殘殺。但這只是一件控制嚴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識到英美之間的情報交換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中斷。

　　我回到倫敦的那天晚上，安格爾頓和我到亞歷山大利亞區一家小小的中國飯館去吃飯，他的兒子常去那裡吃飯。當安格爾頓感到有必要進行談話時，這個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歡的場所之一。他告訴我，我們在這裡可以確保不受干擾，因為中國人不讓俄國人進來。

　　安格爾頓正處於他的權力的頂峰，儘管他已開始有了一種緊張感。多年來，他一直同中央情報局的蘇聯處展開著一場暗中的官僚戰，以便確保他的反間諜王國能夠獨立和擴大。出乎所有的預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並在中央情報局內部擁有對所有行動和人員安排上的實際否決權。他控制著以色列事務，使中央情報局的特拉維夫站機構膨脹，人員超編。他確保同英國情報部門來往的所有重要通訊都通過他本人，而繞開倫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報密碼，獨立於他認為不安全的中央情報局的通訊之外，雖然我們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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