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6)_彼得·賴特

八六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間諜會坦白？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這是斯卡登作為一個審訊員的成功之秘訣。儘管我們在若干年後嘲笑他為我們後來知道是間諜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倫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團」成員卻真正地害怕他。當然，他在審訊室的優勢並不是基於智力或體力，而主要是由於阿瑟·馬丁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提供給他的情況彙報，使像富克斯那類人相信斯卡登對他們的瞭解勝過他們對自己的瞭解。不僅是情況彙報幫助了斯卡登，監聽技術也同樣幫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當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無辜的，直到他們指出富克斯在說謊。這個信息使斯卡登擊敗了富克斯，當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舉止上，集中體現了通情達理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價值——午茶和花邊窗簾——以至於那些被他審問的人不可能把他視為資本主義罪惡的代表，因而他們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漢利是個間諜，這一切對他都不生效。他是一個內行，他太熟悉這些花招了。就像菲爾比一樣，他會眼看著打擊到來。唯一對付一個內行的辦法是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況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準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

　　軍情五處的技術是一個不完善的系統，就像陪審團審判一樣，它仍不失為一種最好的辦法。它的優點是，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並具有承受緊張感的韌性，那麼他是能夠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點是，一個無辜的人往往在詳細的調查中暴露出他隱藏著的弱點，從而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下去。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審判：有時清白要用一生的代價來換取。

　　瓊斯選擇了自己來親自主持對漢利的審問，他知道這將是一次困難的遭遇，而最終漢利的命運是握在他這雙手中，他覺得把這項任務交給任何一個官員去執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證帕特裡克和我可以在萊肯菲爾德D 處一科的工作間對整個審訊進行監聽。

　　一天早上，漢利被通知到瓊斯的辦公室去，並告訴他有人對他進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審訊。審訊是在局長辦公室裡進行的，桌子上公開地擺著一個話筒，記錄是在帕特裡克和我在監聽審訊的房間裡進行的。整個頭一天瓊斯都讓漢利談他的生活。漢利非常誠實，有時是痛苦地做到這一點。他沒有回避問題，對他的生活和內心情緒的細節也不隱瞞。第二天，我們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細節告訴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動。他同意說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細節，但他平靜地聲明他不是一個間諜，從來就不是，而且從來沒有在任何階段被俄國人或其他什麼人拉攏過，儘管他在布達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個被指控拉攏過他的俄國官員見一次面。

　　對漢利的審訊證明了秘密情報事業是一種搞欺騙和陰謀的職業，許多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具有超乎尋常的性格。漢利就是這樣一個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將要到來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請去接受一次嚴峻的審問，讓逐年的盤問使其靈魂原形畢露。在整個過程當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蹤著他，在他家裡竊聽，在辦公室裡竊聽，現在仍在竊聽。大多數的人都沒法承受住這種壓力，每一個在監聽的人時時刻刻都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漢利是個剛硬的漢子，我們現行的審訊系統是能夠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絲毫損害，從烈火中闖了過來。

　　那天晚上，瓊斯、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和我來到我的俱樂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討論這次審訊。瓊斯在一個角落裡坐下，端著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他雙眼疼痛。每當他一緊張，雙眼總要疼痛。

　　「你們滿意了吧？』他陰沉沉地問。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說。

　　帕特裡克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你們要告訴『流暢』吧，當然……？」瓊斯說。

　　就在此時此刻，漢利自己意外地走了進來。他和我屬同一個俱樂部，彼此常常碰見，但我萬萬沒有料到他在這次嚴峻的考驗剛剛過去就這麼快到這裡來了。我們坐在一個安靜的角落裡。他緩緩地拖著步子從我們旁邊走過，他沒有注意到我們，他看上去仿佛是受了一場巨大的衝擊，他那張平常紅潤的臉此刻卻像紙一樣蒼白。

　　「哈裡特」調查停止之後，瓊斯讓我到中央情報局去，告訴他們軍情五處認為漢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問題上是清白的。這是一項極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報局對米切爾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擺好了進攻的架勢，他們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漢利差不多符合指控這一事實。與盟國保持著關係是最基本的，但這必須使他們對我們的結論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瓊斯同美國人的關係相處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傾向於把這些事讓邁克爾·麥克唐納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為對安格爾頓反感，部分原因是因為英國中上階層反美主義的殘餘思想作祟。狄克·懷特也有一些這樣的偏見。他們都不富有，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並不隱瞞他們在類似的工作中享有豐厚的報酬這一事實。

　　他們兩人都有理由深感對美國人不可信。瓊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從未寬恕過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而狄克·懷特則是因為他在戰爭快結束時在歐洲負責反間諜工作中，與美國軍事集團屢次發生衝突而又從未得到美方的諒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時，美國人竟愚蠢地企圖在任命狄克當局長這件事上設置障礙。

　　歸結起來，他們在態度上有一個基本差別。瓊斯和懷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僕人，把他們的工作看作是白廳秩序井然而又永恆不變的結構的一部分。他們是內行，而赫爾姆斯、安格爾頓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國情報界有一種殘酷無情、無法無天的特色，它使英國情報部門的許多上層集團很不安寧。他們害怕將來會有什麼災難，想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這種聯絡重擔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這樣的一些官員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華盛頓向安格爾頓彙報「哈裡特」案件的結果。我們舉行了一個公務式的會議，我概述了調查的過程，並告訴安格爾頓，我們一致認為漢利是清白的。安格爾頓隨後帶我去見迪克·赫爾姆斯，向他解釋我此行之使命。赫爾姆斯說他不希望再多聽了，如果我說漢利是清白的，他就毫無條件地接受我所說的。但是，漢利問題的澄清並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離開赫爾姆斯那裡之後，安格爾頓說，他要同我討論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內線的問題。「哈裡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於它不必讓一個疑心重重的人來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劃了這起指控來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爾頓和赫爾姆斯已經懷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國人的控制之中。通過對他所提供的情報進行反復的分析，發現從波蘭事務到俄國事務，情報的特點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仿佛是俄國人故意地把他們自己的情報拿出來喂「鋇餐」，以便杜絕洩密。軍情五處也同意這種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的故事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哈裡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級特務的真實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報的真實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後所提供的情報的真實性）產生了一個大問號。中級間諜的故事出現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為了像他們所做的那樣編造出故事的細節，他們需要得到漢利的履歷，惟一能夠利用職權搞到這個履歷的人只有羅傑·霍利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