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5)_彼得·賴特

八五

　　「真理！你並不懂得它的含義。你得學會尊重別人！這是惡意的誹謗！這個人的腳還沒有邁出局機關的門，你就對他的名聲進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輩子也趕不上的。」

　　幸好，帕特裡克·斯圖爾特為我壯了聲勢。

　　「充分發表意見，這很好，安東尼，你只是剛剛才接觸到這件事。」

　　他抓住他輪椅兩邊的扶手，手指關節都變白了。

　　「我們當中有些人為這個問題鬥爭了若干年，這並不容易。這雖不輕鬆，但我們感到一定得這樣做，至少當我們完成了如此艱難的報告時能期望有一點理性的辯論。」

　　但西姆金斯決心繼續對抗。

　　「那美國人呢——你也在那裡放了毒。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所要談論的全是該死的滲透。這真不能容忍。我們將會被全世界當成笑柄的。」

　　「當菲爾比叛逃、布倫特坦白時，你不認為我們是笑柄……？」我回擊道。

　　瓊斯用力地咬著他的煙斗，偶爾停下來劃根火柴點煙斗，仿佛他不在聽這場時起時落的爭吵。過了半個小時，他突然插了話。

　　「好了，這是我的決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們必須把中級間諜的問題作為重點來解決。如果他存在的話，他仍然在這裡。」

　　我點點頭。

　　「嗯，我要求對漢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報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國人知道這項指控的全部內容。我還要讓你們對那些得高分數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後把結果告訴美國人。至於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視著我——「我不改變我的看法，這是荒唐的……」

　　瓊斯宣佈散會。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個人擔負著安全局的煩惱。他是教皇，正試圖調解一個分裂的教會的分歧。

　　第二十章

　　漢利身材高大，紅光滿面，表面上盛氣淩人，內心卻隱匿著靦腆。他自從一九六0年被提拔為C處的處長後．就被人看作是一個潛在的局長。他年齡適當，四十多歲，有一個反應敏捷的文職人員的頭腦，因而博得了白廳對他的喜愛。此外他還有一副粗擴的軍人外表，這使得他在軍情五處的委員會中具有一定的聲望。「哈裡特」調查出現時，他正是王儲——肯定接替將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瓊斯。

　　對一個同事進行調查總是痛苦的，對霍利斯和米切爾則又不同，他們是遠離著的人物，對他們的懷疑加重時，他們已接近退休。可漢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們是同時代的人，雖然並沒有想入非非地想成為朋友，可我們一起在各種委員會中和諧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業擺在他面前，而他的未來卻在我的手裡。

　　帕特裡克·斯圖爾特，D 處一科（調查科）和我共同進行了調查。第一個任務是建立一個有關漢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們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後來的事業。對幾十個認識他的人都進行了採訪，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審查為藉口來完成的。

　　「哈裡特」這件事最難的方面是，調查很快就揭示出，漢利在他的父母親的婚姻關係破裂後有過一個痛苦的童年。他的心靈烙上了強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療。從他的履歷看出，他當時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年輕的官員。這件事漢利在當時就告訴了安全局。

　　漢利找過精神病醫生，這本身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軍情五處的許多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生涯中曾以各種方式征得意見以幫助他們自己承受起職業機密的負擔。但我們的調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漢利的舊創傷，也許它們能暴露出漢利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瓊斯、斯圖爾特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瓊斯以個人的名義給漢利的精神病醫生寫了一封信，請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萊大街去拜訪了這位精神病醫生。他知道漢利的職業，毫不猶豫地宣稱漢利具有堅定強健的個性，並懂得了如何對付他早年的無能。我問他是否設想一下漢利是個間諜。

　　「絕對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說。

　　在漢利的早期生活當中，沒有任何當過間諜的跡象。大戰前，他在牛津是一個聰明而稍為左傾的學生楷模。戰爭爆發後為了拿學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後他參加了國內防禦部隊的一個探照燈團，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並沒有使像漢利這樣才華橫溢的人大材小用。當時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自尋煩惱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負。

　　他的生活當中引起我們感興趣的第一點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進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俄語速成班的決定。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戈利金都讓我們瞭解到這個學校是克格勃的一個招募場所（但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並沒有一點點證據能證明漢利曾與他們有牽連）。俄語課使漢利第一次接觸俄國人。從那以後，他的經歷似乎不可思議地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達佩斯與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一起為盟軍聯合情報委員會工作過。這個克格勃官員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個招募中級間諜的人。後來，漢利回到倫敦，擔任了國防部與蘇聯武官之間的聯絡官，主要處理回國人員問題。在這段時間裡，他開始與軍情五處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後向軍情五處提出申請找個正式的位置，以後便作為俄國事務的研究官員加入了軍情五處。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編排「紅色樂團」間諜的索引。幾十年後，我才發現這些索引對我們D 處三科的工作是多麼寶貴。

　　不到兩年，漢利被調到波蘭科（D 處二科），他的事業騰飛了。他先到香港去了兩年半，後來又回到E 處（殖民地事務處），以後又當了D 處二科的科長，一九六0 年他作為C 處的處長成了委員會的成員。他的事業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勢頭，然而他的背景上卻有一個可能是間諜的剖面。這個遭受過童年苦難並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嶄露頭角的微妙時期，連續不斷地同俄國人接觸。也許他像布萊克一樣好鬥，俄國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著的仇恨情緒，直到這些情緒被激發成叛變行為。

　　問題在於，帕特裡克和我都不相信這回事，儘管在紙上談起來好像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這與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們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紙上看起來卻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就漢利而言，「好鬥」這種理論有些過了頭。從他開始在軍情五處幹事業時，就被人們看作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儘管他的舉止常常很嚇人，但他的同級和上級都對他有很好的評價。他結婚後與妻子保持著一種親密而忠誠的關係。最後還有這個精神病醫生的證明。

　　間諜活動是一種幾乎不留證據的犯罪行為，因此不管是好是壞，直覺總是在成功的偵破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一個反間諜官員在碰到疑點時，往往需要掌握一個背景，一條線索和一系列巧合，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甚至像狄克·懷特曾說過的那樣，會導致上帝顯靈——即把各種事實彙集到一個結論上的時刻。可是漢利的線索把我們引向這一條路上，而直覺卻把我們引向另一條路上。解決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審訊。我們於是向瓊斯提交了報告。他同意了。

　　提到審問，大多數人的想像應是明亮的燈光下的殘酷場面：穿著襯衫的人們正用進攻性很強的問題折磨著一名被剝奪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後崩潰，倒在地板上飲淚，然後承認事實。實際生活當中的審訊要平常得多。軍情五處的審訊是很有步驟的，通常在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之間進行。中間有休息時間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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